乔治·厄尔斯特·莫理循（1862~1920），1897年任英国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因为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报道、对日俄战争的推波助澜和准确预测而声名大噪，对于辛亥革命的报道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影响深远。
乔治·厄尔斯特·莫理循
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莫理循对中国的社会形势做了比较客观的报道，涉及了当时中国的多个方面，如邮局、铁路、鼠疫，也报道了清廷当时的活动。凭借记者的职业本能，在辛亥革命前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
在1909年10月11日的一篇评论中他写道：“京城高官中，满汉人数悬殊巨大是另一个不安定因素。”在辛亥革命爆发前期，他的报道南北双方的事态时也比较真实客观。其中既有革命军起义的内容，也有北方各界惊慌失措的场面，也不乏同情革命军的文字。
乔治·厄尔斯特·莫理循在清末民初的中国
在1911年10月13日的报道中，有这样的叙述：“比较知识分子普遍同情革命党，对于充斥着太监和其他野蛮行径，腐败、堕落的清政府则很少同情。”在他的书信中，他也写道：“我遇到的任何人，无论是中国人很少中国人的外籍同事，都私下告诉我，他们希望革命成功。……大家为革命的成功祝酒。”
1911年11月16日，他这样写道：“袁世凯的到来，对中外双方起到了惊人的安定效果，使不安定的局面得以缓和，恢复了信心，驱散了京城内毫无根据的谣言。”之后关于辛亥革命的报道，他也一直在制造这样一种舆论，即袁世凯出任总统是必然的选择。
作为一名记者，真实客观的报道是必然要求，莫理循为何要在辛亥革命报道中如此明显的支持袁世凯？而之后袁世凯确实担任了总统，那么时代为什么会选择袁世凯？
为什么是袁世凯？
首先，莫理循的问题。从他之前的报道来看，他也算是有识之士，拥有专业的记者眼光与相当的职业素养。关于他支持袁世凯的原因，实在值得研究。后来我查阅了一些研究资料，将之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态度的转变。在义和团运动之后，莫理循收集了当时倾向改革的官员的大量资料加以报道。之后日益对其亲近。从一个“帝国主义分子”转变为同情和宣传中国的观察家、实行家。这是他支持袁世凯的前提条件。
二、袁世凯自身条件出众。这尤其表现在清末新政中，1905年7月2日,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后第一个奏请大清国实行立宪政体;“救亡非立宪不可,立宪非取法邻邦不可。”之后，在取消科举制，建造中国第一条铁路，编排新军，振兴实业等方面，袁世凯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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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袁世凯的亲密关系。莫理循与袁世凯集团可谓是交往密切。袁世凯的秘书贾廷干和袁的追随者唐绍仪、梁世诒、汪精卫等人，都是莫理循发表报道的重要情报来源。唐绍仪在1899年就与莫理循相识，并且经常与其会面。在辛亥革命时期，贾廷干始终与莫理循保持联系，几乎每天都有信件。
四、被袁世凯利用。辛亥革命期间，莫理循不断发表袁世凯的最新消息，对其大加赞扬，而这些报道经常作为《泰晤士报》的头条，莫理循的态度大体上就代表了《泰晤士报》的态度，莫理循的报道经常被各大报社争相转载。这些报道极大地扩大了袁在西方世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袁世凯试图借助莫理循的影响力宣扬自己，因此主动与莫理循交好。
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五、扩大自己报道的影响力，展示自己的远见卓识。莫理循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情报网，发表了大量独家新闻，预测成功了许多关于辛亥革命的形势走向。为了宣扬自己选择的正确性，他更是不遗余力的报道袁世凯，并极力促成他乐意看到的结果（即袁世凯担任总统）出现。为此甚至刻意忽略一些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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