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春夏之交，“喪文化”突然異常火爆，不少人認為“喪”可以登頂2017年年度漢字。在年輕一族中流行開來的這種以自嘲、頹廢、麻木生活方式為特徵的“喪文化”、“我差不是個廢人了”、“其實並不是很想活”、“漫無目的的頹廢”、“什麼都不想幹”這些散發著絕望特質的話語，配上生動的表情包，成了新聊天形式的流行內容。
事實上，“喪”一直伴隨著人類的歷史和文化發展，以往有消極，有絕望，有負能量，但是“喪”卻從未像今天一樣深入人心。今天的“喪”又不同於消極，不同於絕望，不同於負能量。它是一種無能，無奈，無力感，而社交網絡的力量又加深了它的傳染力，就像癱在沙發上的葛優，他的表情充滿了生無可戀的情感，這種情感在社交網絡上像病毒一樣擴散。
今年以來，“喪文化”的流行，離不開社交網絡的傳播，年輕人將自己的情緒融入到表情包和流行語中，以社交平臺為載體，進行傳播。這類符號，能夠強烈地引起有著相同特徵共的年輕人的共鳴。
從源頭上看，這種看上去消極無助、絕望麻木的表情包和流行語，其實大都不是社交平臺原創。從“喪歌天后”Lana Del Rey 的最新單曲到網絡神曲《感覺身體被掏空》，從歐美那隻悲傷的佩佩蛙到來自日本的萌物懶蛋蛋，從每一集都很致鬱的馬男波傑克到最大的心願就是“永遠被人養著”的日劇主人公，這些音樂、動漫、影視中的“喪文化”，才是真正源頭。
“喪文化”這種以表情包和流行語為符號，在被傳播的同時，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使用者的思想和情緒。這種消極的解構的話語在大家的相互比拼相互調侃中，也相互影響著每一個人。加上之前的雞湯文化被過度消費，“喪文化“便逐步在年輕人中流行了起來。
如果要追溯的話，“喪文化”的前身，其實就是曾經蔚為壯觀的“小確幸”。如果說“小確幸”講述的是人生的一種“小獲得”，“喪文化”則是在“小確幸”的基礎上，渲染和突出人生的“大失去”。
何為“小確幸”
雷蒙德·卡佛有一篇小說叫《A Small，Good Thing》，小確幸指的是就是“一種微小的但確定的幸福”。
很多年輕人追求的不是那種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大事業大成功，他們追求的是日常生活中那些微小的、觸手可及的小幸福。“小確幸”的理念在村上春樹那裡得到最淋漓盡致的表達和踐行。
村上春樹這樣舉例“小確幸”：買回剛剛出爐的香噴噴的麵包，站在廚房裡一邊用刀切片一邊抓食麵包的一角；清晨跳進一個人也沒有、一道波紋也沒有的游泳池腳蹬池壁那一瞬間的感觸；一邊聽勃拉姆斯的室內樂一邊凝視秋日午後的陽光在白色的紙糊拉窗上描繪樹葉的影子；冬夜裡，一隻大貓靜悄悄懶洋洋鑽進自己的被窩……
“喪文化”底色是“小確幸”
年輕人高呼著“葛優癱”，可癱坐沙發，就是一種“小確幸”；他們唱著《感覺身體被掏空》，可聽著彩虹合唱團的吐槽歌，想著“我要去雲南”，是一種“小確幸”；雖然《瀨戶內海》說人生為何不能“虛度”，可這虛度是與好友曬著太陽，渾身暖洋洋地，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這也是一種“小確幸”……
因此，“喪”並不是萬念俱灰，它更近乎一群擁有“小確幸”生活的年輕人，因更大人生追求的不可得，而對人生產生的一種疲憊感。“喪文化”屬於“第一世界問題”，它指的是各種挫折或瑣碎的煩心事，和第三世界所面臨的嚴重問題形成鮮明對比。真正絕望的人生，不會在互聯網上喊“喪”，他們的聲音是聽不到的。
“喪”是年輕人對這個世界的誠實表達和溫和反抗
高曉松曾在節目裡中，人一生要處理三個矛盾，與人的矛盾，與環境的矛盾，與自我的矛盾，而“喪文化”本質上是一種與自我的矛盾，是在心靈層面相關的問題。當年輕人都選擇了“喪”，是他們對成功沒有興趣嗎？恰恰相反，年輕人“喪”並非他們不想追求，而是因為追求成功不可得，長期的挫敗感導致他們被動地、根本上地喪失了追求慾望。這一點，日本社會提供了最好的參照。
“喪”是年輕人對這個世界的誠實表達和溫和反抗，也代表了年輕人內心理想、希望與現實環境格格不入的矛盾體現。當自身能力無法滿足自我期待時，作為社會個體的年輕人必然會產生焦慮，而“喪文化”，就是對抗焦慮的有效自我防禦手段之一。從這個意義上看，“喪”的心態其實是年輕人的一種自我保護，他們以自我矮化的方式拉低期望、舒緩壓力，倘若失敗了，他們才不至於真的絕望。
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有這樣一段對主人公孫少平的描寫：“誰讓你讀了這麼多書，又知道了雙水村以外還有個大世界……如果從小你就在這個天地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你現在就會和眾鄉親抱同一理想。經過幾年的辛勞，像大哥一樣娶個滿意的媳婦，生個胖兒子，加上你的體魄，會成為一名出色的莊稼人。不幸的是，你知道的太多了，思考的太多了，因此才有了這種不能為周圍人所理解的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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