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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週刊》2018年第41期）
1978年6月23日，時任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劉達向鄧小平作了“關於清華大學的工作彙報”，就是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提出， “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1978年12月26日，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前排中）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首批赴美的訪問學者併合影。 （圖片來源 ：柳百成提供）
王以銘、童坦君、王序昆、姜伯駒、張恭慶……這裡無法一一記述這群人的名字和他們在不同領域取得的成就，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首航學者”，即改革開放後首批中國留學生。1978年12月，幾乎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同步，52名“首航學者”被送出國門。
時鐘撥回到1978年6月23日，時任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劉達向鄧小平作了“關於清華大學的工作彙報”，就是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提出， “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基於“文革”期間派遣留學生工作已經中斷多年，所以恢復派遣留學生成為恢復高考之後中國教育界的又一件大事。
據資料記載，把中斷多年的出國留學事務重新開展起來是相當複雜的，包括留學生將派到哪些國家、派多少人、學習什麼專業，還有留學人員的組織管理等。當時教育部外事局副局長李瓊具體執行此事，她和同事在兩個月內不僅完成了規劃，還組織了公開的出國考試。按照鄧小平“五年內見成效”的指導思想，教育部決定先在國內知名高校的青年教師、各大科研院所的青年骨幹中挑選留學人員，他們到國外學習兩三年回來，在國內各方面工作中可以很快見到成效。
10年前，李瓊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講過這樣一段令其永難忘懷的往事：當初選派留學人員還是有點顧慮的，擔心派出去的人出問題，不回來了。後來，是鄧小平的指示為他們打消了顧慮。鄧小平說，你們不要怕跑，就是跑了十分之一，還有十分之九。如果派一萬人，跑了一千，回來的還有九千人。你們要大量地派，不要怕。
1979年1月29日上午 10 點，白宮為到訪的鄧小平及夫人卓琳舉行歡迎儀式。圖為柳百成收到的參加歡迎儀式的請柬。
1979年初，9位來自清華大學的訪問學者在華盛頓合影。
1979年，52名“首航學者”之一的柳百成在威斯康星大學電子顯微探針實驗室。
從資料來看，鄧小平在擴大留學人員的問題上不僅思想開放，而且極具魄力；不僅深謀遠慮，而且細緻入微。比如，在談到留學生管理問題時鄧小平就說：留學生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要管得那麼死。留學生可以住在學校，也可以住在外國人家裡。暑假還可以讓他們回來一下，瞭解國內情況。要放開手，讓他們接觸社會群眾。
“留學是民族之間、國家之間文明的交流和融合。這種交流與融合建立在語言交流之上，又遠遠超越語言範疇。一個國家輸出和接收留學生的數量，與這個國家的現代化程度成正比。如果一個國家沒有相當數量、占人口一定比例的出國留學生和前來留學的國際學生，這個民族的視野就會受到侷限，這個民族的語言會因此而缺少新鮮詞彙，這個民族的思維會因此而缺乏活力。”這是《1978：留學改變人生——中國改革開放首批赴美留學生紀實》一書作者錢江寫下的一番話。
毫無疑問，如今的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過去40年間，中國留學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公費選派，競爭激烈，留學人員自嘲是“洋插隊”；第二階段是自考國外院校，要麼靠獎學金，要麼靠“刷盤洗碗賺學費”；現在已經是第三階段，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富裕起來的家庭，以自身的積蓄為子女鋪平自費出國留學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希望出國留學的中國人，只要你願意、只要找到願意接收你的學校、只要你能負擔國外生活和學費，那一切都不再成為問題，而且有無數路徑供你選擇。
2017年的最後一天，時間即將跨入改革開放40週年的當口，中國教育部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已達519.49萬人，其中313.20萬人已經完成學業回國發展。統計資料顯示，黨的十八大以來，留學歸國人數更是高達231.36萬人，佔改革開放以來回國總人數的73.87%。
（《中國經濟週刊》首席評論員 鈕文新）
親歷者 柳百成
四十年前，我們52人赴美留學
柳百成 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材料加工工程系、機械工程系教授。1978年首批赴美的52位訪問學者之一，並擔任總領隊。（《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胡巍 攝）
自從1951年考進清華大學，至今我已經在清華生活了67年，工作了63年。回憶起1978年時作為首批52名訪問學者之一留學美國，雖然時隔40年，但當年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
出國留學是我學術人生的里程碑。回國後，不僅原來的鑄造研究工作大大前進了，更重要的是開闢了一個新領域，用多尺度建模與仿真技術提升傳統鑄造行業的技術水平，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信息技術與製造業深度融合。1999年，我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主要也是因為在國內較早開闢了這方面的研究。
52個人帶著50美元赴美留學
1978年，我45歲，在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當老師。當年8月份左右，我接到通知稱，中國要選派留學生赴美學習。當時清華大學可以派10人，機械工程系分得一個名額參加選拔。
我覺得喜從天降，因為知識分子經過“文化大革命”時的挨批挨鬥，覺得國家選派知識分子出國留學，為我們帶來了春天。但另一方面，我也很擔憂，自己能不能選上呢？
要出國兩年學習科學知識，英文不行肯定是不能過關的。所以在政治審查的基礎上，要選拔外語比較好的人。系主任親自口試，我得了第一名。接著清華大學、教育部也組織了考試，我很幸運，連過三關最終入選。
有人問我，為什麼當時你能連過三關？這裡有兩個背景：第一，我一直堅信知識就是力量。“文革”期間，我被髮配到清華校辦工廠鑄工車間，扛沙子抬鐵水澆鑄件，勞動強度很大。但我每晚仍然閱讀從清華圖書館借來的英文刊物《美國鑄造學會會刊》，它是我的專業最重要的一本刊物，我的筆記本大概記了一尺之厚。第二，我生在上海，家庭並不富裕，但是非常重視子女教育，甚至借錢為我們交學費。我的小學和中學上的都是教會學校，小學三年級時就開始學習英文，經過嚴格的英文訓練。因此，由於我本人有長期積累，又趕上改革開放的春風，才得到了出國進修學習的機會。
選拔結束後，我們到語言學院進行出國前學習，專門講出國注意事項。當時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堂課上老師就告誡我們，不要以為選上了就等於出國，外交一旦有風波，你們隨時可能走不成。
我也寫信告訴我父親，叫他先不要聲張。當時我的弟弟在“文革”中受到牽累，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我也擔心會受影響。一直到1978年12月26日，我們啟程赴美，報紙上刊登了消息，我父親心裡的石頭才落地，才跟鄰居朋友們說，“我兒子到美國去進修了。”
我們52個人分成5個小分隊啟程，當時中美沒有通航，我們經巴黎到紐約，再到華盛頓，旅途將近20個小時。
我是清華小分隊隊長。同時，由於我年紀比較大，外語比較好，所以教育部指定我做總領隊，幫助處理一些事情。教育部有關申請簽證的信件由我攜帶。此外，還有一筆50美元的費用也由我帶在身上，現在聽起來覺得好笑，50美元，人均不到1美元。但這其實反映了當時國內的經濟情況，我當時在清華當老師，月工資是79元。
這50美元在路上沒有花，到了美國，我打算交給中國駐美聯絡處，也就是後來的中國駐美大使館，他們也不接收。後來我和其他小分隊隊長商量，將這筆錢分給了5個小分隊，買了幾卷膠捲，讓大家在華盛頓拍照留念。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是第一次出國，我也是。因此，儘管在國內進行了選拔考試，但到美國後，我們還是分別在美利堅大學和喬治城大學進行了三個月的強化英語學習。之後就分赴各大學，進行為期兩年的緊張學習。
見證中美建交、小平訪美
1978年12月26日，我們啟程赴美。12月26日是美國的聖誕節假期，為何要選擇此時出發？這裡面有一個小插曲。
首批赴美訪問學者團隊原定1979年年初出發，行程提前是因為1978年12月15日，中美兩國同時宣佈，將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我們要趕在中美正式建交及小平同志訪美前到達美國，為中美建交及小平同志訪美做準備，營造氣氛。
我覺得我們第一批訪問學者，和第二批、第三批以及以後的訪問學者有一個很明顯的不同，我們更幸運，或者說更幸福。因為我們不僅是在美國學習了兩年，更重要的是見證了中美建交，特別是在華盛頓期間，參與了小平同志訪美的主要活動，非常激動人心。
1978年12月26日早晨，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同志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我們。現在回憶，中央領導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歡送出國留學人員，這是唯一一次。當天晚上我們登上飛機，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親自到機場歡送。後來伍德·科克成為首任美國駐華大使。
1979年1月1日，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正式掛牌，升國旗。我們52人和大使館工作人員一道，站在大門口高唱國歌，看著五星紅旗冉冉升起，心情可以說是熱血沸騰、心潮澎湃。這段歷史雖然時隔40年，現在回憶起來仍然歷歷在目。
1979年1月28日，農曆正月初一，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應時任美國總統卡特邀請，踏上了訪問美國的行程。
我們52人分成兩撥，分別於1月28日在安德魯斯空軍基地和1月29日上午在白宮迎接小平同志及卓琳女士。我有幸在白宮南草坪歡迎小平同志。歡迎儀式非常隆重、規格很高，先是鳴19響禮炮，之後卡特陪同鄧小平檢閱美國六軍儀仗隊（陸軍、空軍、海軍、海軍陸戰隊、國民警衛隊、海岸警衛隊）。我們就站在白宮草坪上，近距離聽了卡特和鄧小平歷史性的發言。
緊接著卡特總統的夫人為卓琳女士舉行招待會。招待會規模很小，我們52名訪問學者全體出席。卓琳女士代表小平同志語重心長跟我們講了好多話，勉勵大家好好學習，學成回國報效祖國。
後來，我們第一批52人都按期回國了，在各自領域做貢獻，沒有辜負祖國人民對我們的重託。
40多歲時和大學生一起學習計算機
隨後，緊張的學習開始了。因為與世隔絕多年，我們當中許多人對於去什麼學校、學什麼，不是很清楚，大部分都依靠美籍華人等的幫助介紹。我獨自一人去了威斯康星大學，這源於“文革”期間我在清華校辦工廠勞動時讀到的《美國鑄造學會會刊》中的介紹，當時威斯康星大學的鑄造學科是美國最強的。
2012年威斯康星大學校領導來到北京，還專門給我頒發過一份證書：柳百成是中國大陸第一位到威斯康星大學學習的人士，也是中國第一批到美國的訪問學者之一。
我在威斯康星大學學習了一年半，最後一個學期轉入麻省理工學院材料與工程學系學習。總結起來，我在美國留學有三點收穫：
第一，掌握了一批世界最先進的材料分析儀器，比如電子顯微探針。這些儀器對於深入研究材料的微觀世界十分有幫助，使我的研究工作大大提高了一步。學習期間我發表了幾篇有分量的學術論文，其中一篇獲美國鑄造學會優秀論文獎。
第二，開闢了信息化與傳統鑄造業相結合的新領域。在房東太太家，我看到她八九歲的兒子在玩蘋果電腦。在國內我沒見過電腦，也不知道電腦是什麼，但當時我敏銳地覺察到，電腦可能會改變人類社會。所以我下定決心要學計算機，當時我已經40多歲了，跟20歲左右的大學生一起學計算機高級語言，這門課對我來講很吃力。學習計算機語言跟學游泳一樣，光看書不行，還要下水。好在美國的學習條件很好，機房24小時開放，我幾乎每晚8點帶一杯咖啡到機房，編程序到夜裡兩三點。
這一段學習經歷對我回國後的研究工作很有幫助，開闢了計算機技術和傳統鑄造行業相結合的新領域。我和我的團隊發明了國內第一個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三維模擬仿真軟件“鑄造之星”，把傳統的鑄造行業提升到了高端技術的科技水平。我於1999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這也是一個主要因素。
第三，擴大了眼界，與國際學術界建立起長遠的聯繫。我不僅在威斯康星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還訪問了密歇根大學、凱斯西儲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與世界各國的同領域專家建立了親密的合作關係。此外，鑄造要和工程結合並進行產業化，因此要到先進的鑄造廠去。我訪問了通用汽車公司技術中心、福特汽車公司技術中心，還訪問了工程機械巨頭卡特彼勒公司。回國後，我仍和這些朋友及單位保持聯繫，為後面國際學術合作交流打下了很好的基礎，這也是學習之外的重要收穫。
從出國學習到出國分享自主技術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美正式建交，在美國掀起了“中國熱”。
記得在威斯康星大學學習的前三個月，幾乎每個週末我都不用開伙，總有朋友打電話來請我吃飯。很多人想了解中國，而當時威斯康星大學只有我一人來自中國大陸。我也“來者不拒”，我是新中國培養的知識分子，正好藉此機會把中國的真實情況介紹給他們。
作為訪問學者，我還多次被邀請去演講、接受媒體採訪。在麥迪遜一所中學的一次演講令我印象特別深刻，在互動交流時，有中學生問了我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中國學生畢業後有沒有失業問題？我理直氣壯地說，No problem（不存在）。因為當時中國大學生畢業後全部是分配工作的嘛。
第二個問題，問我對美國印象如何？我想我總要說點好話吧，我說我在美國學到很多先進的科學技術。
第三個問題接踵而至，問我想不想留在美國？我毫無猶豫，用了一首歌曲中的一句歌詞來回答，這首歌是我小學時學的，歌名是Home，Sweet Home（《家，甜蜜的家》），“Home, home, sweet, sweet home. There is no place like home.”（家，甜蜜的家，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比不上我的家。）全場響起掌聲。美國學生也佩服中國人熱愛祖國的高尚情操，那個場景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們在國外，時刻想著維護中國人的形象。記得我在喬治城大學進修英文時，哥倫比亞電視臺採訪我時問，為什麼中國留學生中午吃飯都喜歡買雞肉？事實上，我們留學期間每個月的生活費只有400美元，雞肉是最便宜的，但我不能這樣說，只能告訴他，我們中國人就喜歡吃雞肉。
哥倫比亞電視臺播出採訪後，又引出來一個故事。我有個中學同學在“文革”期間到美國紐約定居，他在電視上看到了我，馬上飛到華盛頓，來喬治城大學找我。他問我，“文革”期間有沒有受苦，要不要留在美國？當時很多人想，你們經歷了“文革”，好不容易出了國，是不是要想辦法留下來？我堅定地說不，我是要回國的，他聽了也很受鼓舞。我在美國兩年，他經常來看我，冬天還會寄些厚衣服給我，至今我們仍然保持著聯繫。
1981年1月2日，我如期回國，心想還不知哪年能夠再出去。當時沒想到的是，中國改革開放之路越走越寬廣。僅僅3年後的1984年，我就再一次出國，作為中國官方代表參加國際標準化組織會議。到目前為止，我已經出國接近100次，其中三分之一是到美國。我們從最初去學習人家的先進技術，到我們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也在國際上佔有一席之地。比如澆鑄核電站使用的一個特大型鋼錠，重400到500噸，全世界除了日本就只有中國才能鑄造，我到歐洲去作報告，人家也很欽佩。除了學術交流，近年來我也積極地在國際上奔走宣傳和解讀中國的製造強國發展戰略。
當年52名訪問學者，有7人當選院士，其中3人來自北大，3人來自清華，還有1人來自北京郵電大學。我們深切感受到，改革開放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改革開放40年的今天，我們看到海外留學人員大批迴國已經成為常態。
（口述：柳百成；撰稿：《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姚冬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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