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5日，经毛主席批准、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下发的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简称《紧急指示》），是“文革”中的一份重要文件。《紧急指示》原意仅针对军队院校，“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中央的批示却大大扩展了其适用范围：“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刘志坚中将
1966年间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在其《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一文中：“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二医大‘红纵’一派的头头向毛主席和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对群众限制太多。林彪就下令要全军文革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法。”
王力在回忆录中则直接点名道：“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人向毛主席、林彪反映情况。据我了解，反映情况的是陶斯亮，她是陶铸的女儿，第二军医大学的学生。
后来陶斯亮回忆：1966年9月13日晚，我们二医大五名女生，在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赴沪串联的学员鼓动下，离沪乘火车赴京。10月1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碰见李讷，李讷热情地叫我一起去见主席——她的父亲。她把我带进了城楼上一间颇大的休息室，只见主席一个人在里头抽烟。〔据陶斯亮《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一文：陶斯亮见到毛，“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么？’毛泽东微笑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铸（他将铸念成巨）的女儿。’”〕我父亲（陶铸）进来一会儿又出去了，他对主席说：“亮亮是逃跑出来的。”主席问我怎么一回事，我慌乱地、前言不搭后语地将学校不让我们串联、我们“冲破阻力”到北京的事说了一遍。主席听了说：“李讷，你就没有亮亮的造反精神。”主席好似并不特别关注我的告状（我的表达也是混乱的）。他谈笑风生，还拿我的名字开玩笑说：“陶斯亮，陶元亮（陶渊明字元亮），你就是如此这般的陶渊明。”
陶斯亮说：偌大的休息室里，只有主席、李讷和我三个人。林彪自始至终不在场。说我向毛泽东、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敢当着林彪的面向主席控诉军队镇压学生吗？借我个豹子胆也不敢啊。其实，在“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都有材料表明，向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促使林彪下决心并经毛泽东同意发布《紧急指示》的，并非陶斯亮而另有其人。
总的来说，在《紧急指示》形成的过程中，不论是谁告状，不过是一剂催化剂而已。正如王年一说，“林彪下令，不是因为‘红纵’一人反映了什么，在《紧急指示》定稿的当天，中央就加以批转，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中共中央当日就转发了《紧急指示》，充分说明了毛主席对这个文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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