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5日，經毛主席批准、以中共中央名義批轉下發的中央軍委、解放軍總政治部《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簡稱《緊急指示》），是“文革”中的一份重要文件。《緊急指示》原意僅針對軍隊院校，“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中央的批示卻大大擴展了其適用範圍：“中央認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同樣應當立即向全體學生和教職員工原本本的宣讀，堅決貫徹執行。”
劉志堅中將
1966年間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總政副主任劉志堅，在其《動亂之初的經歷和遭遇》一文中：“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二醫大‘紅縱’一派的頭頭向毛主席和林彪反映說：軍隊院校鎮壓群眾，與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許多條條框框，對群眾限制太多。林彪就下令要全軍文革立即發一個緊急指示，讓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樣搞法。”
王力在回憶錄中則直接點名道：“在天安門城樓上，有人向毛主席、林彪反映情況。據我瞭解，反映情況的是陶斯亮，她是陶鑄的女兒，第二軍醫大學的學生。
後來陶斯亮回憶：1966年9月13日晚，我們二醫大五名女生，在哈軍工“紅色造反團”赴滬串聯的學員鼓動下，離滬乘火車赴京。10月1日，我在天安門城樓上碰見李訥，李訥熱情地叫我一起去見主席——她的父親。她把我帶進了城樓上一間頗大的休息室，只見主席一個人在裡頭抽菸。〔據陶斯亮《我和聶力、李訥、林豆豆》一文：陶斯亮見到毛，“緊張得透不過氣來，站在那兒訥訥地說：‘毛伯伯，您還認識我麼？’毛澤東微笑著，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說：‘亮亮麼，陶鑄（他將鑄念成巨）的女兒。’”〕我父親（陶鑄）進來一會兒又出去了，他對主席說：“亮亮是逃跑出來的。”主席問我怎麼一回事，我慌亂地、前言不搭後語地將學校不讓我們串聯、我們“衝破阻力”到北京的事說了一遍。主席聽了說：“李訥，你就沒有亮亮的造反精神。”主席好似並不特別關注我的告狀（我的表達也是混亂的）。他談笑風生，還拿我的名字開玩笑說：“陶斯亮，陶元亮（陶淵明字元亮），你就是如此這般的陶淵明。”
陶斯亮說：偌大的休息室裡，只有主席、李訥和我三個人。林彪自始至終不在場。說我向毛澤東、林彪反映軍隊院校鎮壓群眾，敢當著林彪的面向主席控訴軍隊鎮壓學生嗎？借我個豹子膽也不敢啊。其實，在“文革”期間和“文革”結束後都有材料表明，向林彪反映軍隊院校“鎮壓群眾”、促使林彪下決心並經毛澤東同意發佈《緊急指示》的，並非陶斯亮而另有其人。
總的來說，在《緊急指示》形成的過程中，不論是誰告狀，不過是一劑催化劑而已。正如王年一說，“林彪下令，不是因為‘紅縱’一人反映了什麼，在《緊急指示》定稿的當天，中央就加以批轉，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中共中央當日就轉發了《緊急指示》，充分說明了毛主席對這個文件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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