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藏丰富，而在以前大量采矿者甚少，利用机器采掘者更无其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保晋矿务总公司成立，才利用小机器开采煤矿，给山西采煤炼铁开了使用机器之风。
本文由在保晋总分公司服务30余年的侯德旺同志口述，有记忆不清的事，他还访问当年的同事。王思贤根据其口述，又参考了光绪三十三年日本山西同乡会编辑的《山西矿务档案》，民国2年瑞典人新常富著的《晋矿》，写成此文。
三、初期开采煤矿的困难情形
保晋矿务总公司在招股期间，就决定先从开采煤矿着手。当即勘定本公司西面阳泉南山里的剪子沟、铁炉沟、燕子沟三处，为采煤基地，都从正太铁路接修运煤叉道到煤厂内。先买到铁炉沟小煤窑一处，安设了半吨的卷扬机来吊煤，每日能产煤百余吨。又在燕子沟基地拟定日产千吨煤的计划，聘请德国矿师照计划买机器。安装完毕，开凿直径4米的竖筒，深人200余尺，大有逐渐发展的希望，不料在继续开凿中，从石缝内发出“沼气”着了火，炸毁了窑简。德国矿师对这种事故，事前没有察觉，事后无法处理，辞职而去，开凿工程因而停止进行。
总公司不得已，又在北山买到平潭垴、先生沟、庄沟、贾地沟、汉河沟等5个小煤窑，都能日产煤六七十吨，但是距离铁路线远，交通不方便，要用牲口驮煤运到火车站，才能出售。成本加大，不易发展。后来又在大同、寿阳、泽州成立了3个保晋矿务分公司。大同买小煤窑3处，水窑1处，寿阳买小煤窑2处，泽州买小煤窑1处，都是土产土销办法，仍然无利可取。
嗣后又在大同的水窑上，安设了三节锅炉，三时泵抽水，都以为抽了水，不久就有发展的希望。谁知道窑底水势太大，抽水机器过小，结果无效。大同分公司的经理赵长庚(字星稀)曾自编对联:“抽水三年功不竟，花银十万罪当诛”以责备自己。
四、保晋矿务公司的波折与损失
(一)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阎锡山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为补助军费，截留了全省的地亩捐款，把从前赎矿时，向票号借款的抵押失掉了。总理渠本翘，因当初借款是自己办理的，便把保晋矿务总公司招到的股银110万两，按6钱8分8厘折合银洋1元，共折合成银洋160余万元，借给山西省公署，还了欠票号的款，以清手续。这样一来，省公署拖欠不还，使保晋公司长久受到经费支绌的困难，无法解决。而渠本翘从此也辞去总理职务。
阎锡山
(二)刘笃敬继任保晋矿务公司总理职务后，3个分公司都因为不能自给，暂行停办;阳泉北山的小密，得利无几;只靠阳泉铁炉沟的煤窑生产,仍然不够全体职工的开支，每月向省公署提用少数存款维持现状。民国2年(1913年)， 聘请赵奇荚为矿师，满希望他筹谋设计，能有所发展。不料未曾一试，他竟因病而死。继赵奇英为矿师者为武尽杰。正在计划开展工作间，已经到了民国3年(1914年)，中央政府发布“矿业条例”的时候。无论采矿、探矿，都得测绘矿区，呈请立案。大矿区10方里，小矿区半方里。采矿每年每亩纳税3角，探矿每年每亩纳税5分。
刘笃敬
因而又聘请王宪为测绘师，侯德旺助之。首先测绘好阳泉剪子沟、铁炉沟、燕子沟三大矿区，连接在一块，共计29方里多，送请立案。后来经官厅调查审核说:保晋测绘的矿区与陆建章的建昌公司请领的柴瓦沟矿区(在铁炉沟与燕子沟之间)有重复之处，不予文案。据说，建昌公司还有徐世昌的资本，陆建章是陕西的督军，谁能惹得起?保晋总公司在这种大势力的压迫下，没有办法，于是选派代表崔廷献到北京，援引收回福公司的采矿权，由山西人自己办理的理由，向中央政府申请取消建昌公司请领的矿区。争执再三,终归无效。不过保晋总公司也没有退出重复之处，再来申请立案。
(三)民国5年(1916年),总理刘笃敬辞职，公推崔廷献继任，曾纪纲为协理，王骧为稽核。总协理不能常住矿上，委托稽核王骧主持一切。王骧辞退了武尽杰和王宪的职务，另请李建德代理武、王二人之职。没有数月工夫，建昌公司窑内的水，竟然放进了保晋公司铁炉沟窑内。王骧和李建德都不想办法交涉堵塞，只是互推责任。延迟了两月有余，全窑被淹没，致生产停顿，这是保晋公司的一个大损失。从此，李建德辞职，继任其职务者为温承让。温承让在铁炉沟西的旧平窑上修路排水。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已经做到炭壁跟前，能日产煤数10吨了。适遇阳泉铁厂^的工程完毕，日产生铁已达到20余吨。总公司认为铁厂的厂长赵铮很有功劳，给与奖金1000元，而没有奖励煤窑上的温工程师，于是温承让破口谩骂，说总协理办事不公。总协理不得已，照样给与温承让洋1000元，并撤其职务。后来张景良继任工程师，兼任铁炉沟平窑管事。由于张景良与温承让办事一样由窑内的领头(俗称工头)来摆弄，毫没有改变旧的做法与习惯，所以在采矿的技术.上和进度上，都不能有大的提高。
崔廷献
(四)王骧为了少出矿区税，把三个大矿区，改成三个小矿区立案。不料在自己投机取巧时间，山西警察厅长南桂馨、大学校长王录勋、大学校教授王宪、大学校庶务主任池庄、山西制革厂长刘宝华、师范学校校长张秀升，还有一位平定县的郗小鬼(小鬼是外号，不记其名)等7人，已划三个大矿区，盖于保晋的三个小矿区之上立案了。崔廷献知道了这个情形，向南桂馨等交涉，请让出矿区。
南桂馨
但是这7个人，多数是当时山西有权威有地位的人，哪里肯无条件地让人呢!最后结果，落了个每年给这些人让矿区费阳泉大炭120火车，每火车装炭20吨，订定了契约，以39年为期。每年南桂馨分46火车，王录勋、王宪、池庄、刘宝华、张秀升等5人各分14火车，郗小鬼分4火车，这又是保晋公司的一大损失。
据说，当时除了保晋总公司在石庄、北京等处，设有煤炭销售处外，崔廷献、王骧私人在石庄匿名设立售煤站，假借权力，获利不少。另外是阳泉车站上用阎锡山的官僚资本，设立的晋东煤业公司，经理为高槐(字茂三)，副经理为武执中,在卖煤炭上把持垄断，亦极尽其能事。
(五)辛亥革命时期，阎锡山把向票号借款的抵押亩捐截留了，渠本翘曾用保晋总公司募集的资金，还了票号。保晋公司需用款项时，只能随时向省府提用存款若干。民国5年(1916年)，崔廷献向省府提出算账的问题。但是保晋公司与省府的帐数目不相符合，在阎锡山统治下，竟把欠保晋公司的一部分不敷款项，作为是保晋公司补助山西贫民工厂和山西医院之款，报部核销。保晋总公司曾得过中央政府“见义勇为”四字的空奖状。最后仅向山西省政府算出现款60余万元。这又是保晋总公司的一个损失。
五、保晋总公司是怎样有了初步进展的
崔廷献由省政府算出现款60余万元后，当即拟定这款专备补给阳泉开铁厂，大同开煤窑使用。民国6年(1917年)，保晋总公司聘请赵铮为经理，筹办阳泉日产30余吨的铁厂,花了100 余万元的建筑费。到民国: 7年(1918年)，派曾纪纲、白象锦、侯德旺等到大同筹备恢复保晋分公司时候，所存之款，业已无多。
大同分公司虽有日产千吨的计划，实际上并没有照计划拨出款来，只是每月由总公司拨款一二千元，从权办理，撙节使用。到民国10年(1921年)，窑底见炭后，白象锦冒险由山西省银行借款12万元，才逐渐发展起来。大同保晋分公司，自民国8年(1919年) 开办至18年(1929年)， 才把应有的机器等设备安装齐全，前后共花费洋70余万元。自民国19年到25年，每年可盈余十五六万元。这时，大同保晋分公司的财产，约值200余万元之谱。
阳泉保晋总公司，自民国8年(1919年)总理崔廷献辞职，董事长常旭春继任后，于次年即调杨仁显为稽核，派王骧为燕子沟矿厂厂长。有人在曾因招气着火停工的燕子沟窑内，试以“手电棒”不炸。于是依照经理白象锦的建议，圈筒接铁管，引沼气于窑外，继续下黹，终归成功。从此把计划日产千吨的燕子沟窑又恢复起来了。民国11年(1922年)，王骧辞职，14年(1925年)，协理曾纪纲辞职。18年(1929年)，白象锦继任阳泉保晋总公司协理，仍兼大同分公司经理。他就职后，首先在总公司里，成立工程科，调大同分公司的土木工程股长晋德峻为科长，专管各窑厂工程事宜。又调数人来阳泉，按照窑厂事务的大小，各派为窑厂主任，负窑厂事务的责任，取消工头制度。把工程方面安顿好，即着手整理内部事务。
欠省银行贷款120万元(原系赵铮和白象锦负责借的)，于19年(1930年)阎锡山战败后，省银行票价跌落，以所贷款的半数现洋就能还清。于是着大同分公司预售煤炭10万余吨，收到现洋30余万元，又措借现洋10余万元，就把欠省银行的贷款还清了。跟着与晋东煤业公司订立了合同，所出之煤炭由晋东煤业公司包销。从前保晋对外的交涉做得不够好，多卖不了煤炭，此后所产之煤有了出路，不但每月的开支能有保障，而且在公司的各个方面都有了大的发展，为后来阳泉保晋总公司的巩固与扩大打下基础。民国25年(1936年)，董事会议决;指定以大同保晋分公司盈余款项发付股息。保晋矿务总公司办得有了起色，于此可见一斑。但是，因日军猖獗，日甚一日，公司业务，每况愈下，不久就被日军霸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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