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視覺中國 資料
在美國特朗普政府“一石激起千層浪”的國際經濟政策中，提高關稅和貿易本土化無疑是較為突出的特徵，也引發了世界各國的廣泛批評。無疑，對關稅措施的大膽採用和貿易本土化的鼓勵確實是特朗普政府的經濟政策的重要內容和宣傳導向。但是，這一特徵是否意味著特朗普主義是一種反全球化的政治和經濟現實呢？
對此，美國和世界輿論是存在爭議的，大致有兩種差異較大的主張。其中一種主張特朗普政府推行的是“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政策，另一種則主張其推行的是“替代版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這一爭論說明，對於特朗普主義與全球化的關係，不能僅僅因為直觀、局部的感受而輕易做出判斷，而是要深入地予以思考和辨析。畢竟，如果錯誤地判斷了特朗普主義的國際經濟政策的實質，難免就會對其在世界範圍內的發展趨勢和利害影響做出錯誤的分析，進而將影響在國內和國際層面有效回應。所謂“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在這裡將簡要探討特朗普主義是不是一種反全球化的國際經濟政策。
“反全球化”還是“另一種全球化”
要想探討一項國際經濟政策是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首先應當依據一定的標準。對此，學界早有定論：全球化就是商品、資本和人員的跨國境流動，凡是意在促進這種流動的就是支持全球化的政策，凡是意在妨礙這種流動則是反全球化的政策。此外，判斷是促進還是妨礙還要看其整體和長期影響。例如，幾乎所有國家都會採取一些措施限制某一產業部門中商品和資本的跨國流動，從短期來看這自然會妨礙全球化，但是其目的可能是為了保證經濟部門的整體全球化的推進，這些限制措施本身也可能只是權宜之計。因此，也不應當將含有這種限制措施的國際經濟政策都視為是反全球化的。
用這一標準來審視特朗普政府，主張其是“反全球化”的看法主要有三點依據：第一，特朗普在貿易上推行了本土主義（nativism）政策，還針對部分國家顯著提高了進口產品的關稅，這兩者都直接妨礙了商品的跨境流動，還可能進一步造成各國爭相提高關稅的連鎖反應；第二，特朗普反覆強調愛國主義和主權等要素，本質上是重新強調民族國家的力量，而重提民族國家則意味著強調主權的分割和邊界。這與過去幾十年來全球化削弱主權國家體系、用限制民族國家主權來進一步推進全球化的作用方式背道而馳；第三，從特朗普投身競選之初到2018年9月的聯合國大會演講，特朗普本人及其政府多次公開聲明反對“全球化”和“全球主義（globalism）”，特別抨擊了包括國際刑事法庭在內的多邊治理機構和跨國官僚“沒有任何合法性和權威”，表現出了強烈反對全球治理的態度。
但是與此針鋒相對的是，主張特朗普主義是“替代版全球化”的看法也有三點主要依據：第一，特朗普主義的最顯著特徵是要營造有利於資本的國內外環境。在國內特朗普主張的是減稅、金融和環境領域的去規制和反工會政策，這些舉措都進一步提高了資本而不是勞工的地位；而在國際上，特朗普則是要求其他國家進一步向美國政府打開投資市場，放鬆對美國資本的限制。相比於奧巴馬政府，特朗普的這些做法更有利於資本的跨國流動。而且，這些政策不光會影響美國自身，還會帶動其他國家採取類似政策。這說明，特朗普主義在資本流動這一重要問題上是在促進各國向競爭性國家（competitiveness state）而不是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的方向發展。而以增強國際經濟力為主要導向的競爭性國家則正是被視為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的產物。
第二，特朗普政府提高關稅的最終目的不是要回歸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其目的是要擴大而不是減少或者放棄國際市場，對關稅的暫時提高是一種迫使其他國家向美國進一步打開市場的手段。以此而言，特朗普政府雖然目前在上商品的跨國流動上開了“倒車”，但其最終目的是為了退一步、進兩步，最終著眼點還是總體全球商品市場的擴大。
第三，特朗普主義的意識形態底色是極端的經濟自由主義，其反全球化措施具有虛偽性。不管是美國的特朗普還是德國選擇黨、奧地利人民黨這樣的右翼政黨，它們一面主張要提高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但是另一面又主張降低稅收和政府管制，這兩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矛盾的。在現實中，前者往往停留為吸引選民的政治口號，後者才是實際政策。本質上，這些右翼政治力量信奉的是哈耶克式的傳統的自由主義，甚至是極端的“無政府的資本主義（anarcho-capitalism）”。它們實際上反對是以歐盟為代表的跨國管制，而不是資本和商品的跨國流動。
特朗普主義是美國“右翼全球化”的新階段
兩種觀點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特朗普主義和全球化之間的關係。但是比較而言，後一類觀點對特朗普主義的國際經濟政策把握要更加精準，抓住了特朗普政府“親近資本”的核心特徵。這一特徵決定了特朗普主義不可能屬於經典意義上的左派的“反全球化”，因為後者的核心訴求是要用民族國家的力量來節制資本，而不是把這種力量拿來對付外來移民。對特朗普主義的國際經濟政策的認識應當注意到兩點：
第一，特朗普確實多次批評“全球化使得那些捐贈政治家的金融精英大發其財，而讓數以百萬計的工人一貧如洗”，但是他對全球主義的批評更為直接和頻繁。在特朗普眼中，全球主義實際是對全球化的一種外部約束。無論是歐盟這樣區域和全球治理機構，還是WTO、TPP這樣的多邊貿易談判機制，它們實際上都在不同程度上了管理了全球化的發展速度，為很多國家提供了緩解全球化衝擊的“保護層”。事實上，特朗普絲毫不反對最能體現新自由主義特點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因為資本和金融領域新自由主義最有利於美國的國家利益。
因此，特朗普對全球主義的攻擊更多的是反映了他對部分國際機制減緩了全球化發展速度，特別是妨礙了美國的商品和資本進入其他國家市場的不滿。是因為既有機制不能在美國的商品和資本的流動規則爭端上滿足美國的要求和偏好。
第二，特朗普雖然強調民族國家的作用，但是這種論點主要是用來抵制“全球化的政治”，從“進口”的角度來講就是反對跨國移民的進入，從“出口”的角度來說則是不在意其他國家的勞動者是否能從全球化中平等受益。而在國內政治領域，特朗普所主張的“國家主權”其實處於無所作為的狀態，是要進一步向市場放權，而不是更大程度地發揮國家的作用。在施政中，特朗普也號召過美國企業不要在海外開設工廠，應當將海外利潤拿來投資美國，但是並沒有多少實際政策來加以支撐。
對資本的親近決定了特朗普主義的國際經濟政策是一種用“保護工人利益”作為偽裝的右翼全球化，在本質上其與美國從里根到小布什政府時期的國際經濟政策一脈相承。之所以稱這些政策為“右翼全球化”，在於它們解決全球化所必然帶來的“失敗者”問題的路徑。按照標準的全球化理論，全球化必然會在一國內部產生較為顯著的“失敗者”問題、在國家之間產生貧富分化問題。如果長期積累和惡化，這一問題就會嚴重削弱一國繼續參與和推進全球化的國內政治基礎。要想緩解全球化帶來的國內政治問題，大體有兩種路徑。
一種是特朗普大加批判的全球主義。資本、商品和人員流動的不對等會導致國家間的貧富分化，一方面既取決於要素本身的流動性，但是同時也受到國家主權體系的影響。因此要想保持三者之間的相對平衡，最為積極的方法就是在國際上削弱主權體系的地理分割，提高人員的跨國流動性，這樣在理論上就能夠最大程度地降低國家之間的貧富分化、最大程度地增加全球化的受益者。相對消極的方法則是控制資本和商品的跨國流動速度，減緩這種流動造成的國內衝擊，形成受管制的全球化（regulated globalization）。
另一種則是嵌入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所謂的“嵌入”實際上是要改造原有的單純強調市場力量的經典自由主義，通過建設社會保障網絡給予全球化的失敗者以各類補償，以換取這些受損者對全球化的持續支持。這種補償可以是失業保險、再培訓項目，也可以是整體上提高國家福利水平。其中的最佳方式還是要提高不同產業之間的勞動力流動性，讓一國在全球化中的成功產業能夠吸納更多的由失敗行業轉移出來的勞動力，而這同樣需要重視增加教育和培訓投入。
但是右翼的替代性全球主義在推進全球化上有不同的考慮，它們既反對人員的跨國流動，又反對在國內的進步主義的補償和福利政策（因為這意味著更高的稅收和更大的政府），而是希望通過有利於自身的貿易和資本擴大政策來“做大蛋糕”，達到“兩全其美”的目的。
實際上，美國從里根時期開始走的就是這樣一條類似的道路，其實質是在不再針對性地補償全球化中的失敗者的前提下繼續推進全球化。對於從里根到小布什時代的美國而言，這樣一條道路之所以成立是因為新興以網絡技術為支撐的服務業吸納了大量的“失敗者”和就業，實現了“兩全其美”。
但是發展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時代，新興行業對補償政策的替代作用基本上走到了盡頭，難以發揮進一步安撫“失敗者”的作用。面對這一問題，奧巴馬選擇的是部分向傳統的嵌入式自由主義迴歸，增強社會保障網絡。而特朗普則是嘗試用控制人員的跨國流動以及貿易投資上的本土主義來代替社會保障。
簡而言之，特朗普主義的國際經濟政策的實質是就在不直接增進再分配中的勞工福利、提高勞工階層政治地位的情況下，尋找其他替代性方式說服他們繼續支持有利於資本的全球化進程。即試圖用預計新增外部收益中的一部分來補償美國國內的失敗者。這是美國國內從20世紀80年代起大體延續至今的右翼全球化的新階段。
右翼全球化的未來
根據2016年的數據，美國的GDP佔全球總量的24%，但是國際貿易額卻只佔全球總量的11%，國際投資額則佔總量18%。從這些基本數據來看，美國經濟的全球化程度還不完全匹配其經濟規模。而比較商品和資本的流動狀況，美國推行的是更加青睞資本流動的政策。再考慮人口流動的因素，同樣根據2016年的數據，美國人口占全世界總人口的4%，但是移民總量佔了全世界的19%，美國在人員的全球化上是做出了遠超其經濟體量的貢獻。
基於此，特朗普主義的國際經濟政策就是進一步提高美國的貿易和資本全球化水平，同時降低人員流向美國的比例。但是在這一過程中，特朗普能否始終維持好其資本與勞工支持者之間的平衡，能否為右翼全球化塑造穩定的國內政治基礎，從長期來看是存在不穩定性的。其結果要取決於美國進一步打開的其他國家的市場能否為其國內的失敗者提供足夠的經濟補償。
特朗普主義的本質更接近於不受管制的全球化，當前美國是要塑造資本更加“不受約束”的國際經濟環境，進一步打破發展中國家被當前的國際規則所保護的商品市場，因此其政策可能會得到其他發達經濟體的支持的。在這一過程中，美國自身雖然也會付出一定的代價，承受部分國內產業市場開放的衝擊，但是這種損失能夠通過迫使其他國家更大程度開放市場而獲得補償。
綜合而言，從國際和國內的政策對沖效果看，特朗普主義是一種策略更為激進的全球化，其國際經濟政策的國內基礎比表面看來要更加脆弱，但是其國際基礎比表面看來更加堅實。如何應對特朗普主義，應當建立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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