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在上篇讲到日本人看到天皇与麦克阿瑟的合影时，颇有种幻灭感。而今天，要讲的是更要害的因素。

二、战败文化

战败对于日本来说不仅带来了物资上的匮乏和秩序上的混乱，还造成了整个民族精神上的萎顿。当战争年代的“灭己奉公”和“落樱（牺牲）思想”剥落之后，赤裸裸剖露出来的便是废城、黑市之类的生存景象和“潘潘女郎”以及受歧视的老兵这样的战败文化载体。战败文化推动了日本在战后初期消极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成为战后民族主义退潮的重要表现之一。

1945年5月26日，美军B-29轰炸机群对东京实施大范围轰炸

二战前，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列强，取得了卓越的近代化成就。这些近代化成就，既是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基础，也是日本近代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源泉。然而，二战结束时，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大多数城市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轰炸——东京四分之一的地区被夷为平地，大阪和名古屋被炸毁的城区面积分别是57%和89%，超过60座城市因美军的空袭而被严重炸毁，而众所周知，广岛和长崎更是经受了史无前例的“原爆”洗礼。

战前繁荣的城市变为废墟，这不仅是物资上的损失，更是精神上的沉重打击。作为日本近代化成就的标志，一座座现代化都市被摧毁殆尽，只剩下残垣断壁。近代化城市的覆灭意味着大量城市居民失去住所，战后，至少有约30%的人口无家可归。民众脑海里不再是“翼天壤无穷之皇运” ，而是想着要如何在挨饿受冻中活下去。曾经作为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源泉的大都市，如今只是不断提醒民众战败事实的废城。过去那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随着近代化城市的火焰，被燃烧殆尽了。

广岛和平公园

除了无家可归，如何果腹也成了战后民众所面临的重大生存挑战。根据1946年初的计算，日本农村的生活水平下降到了战前水平的65%，城镇生活水平则降至35%。 战后初期的四年里，饥饿和匮乏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日本国民，每一天最紧迫的任务便是设法将食物摆上餐桌，无论食物是什么、亦无论多寡。

造成大面积饥饿的原因，除了粮食减产，更重要的便是黑市活动的猖獗。这些黑市所遵循的利益至上原则，极大颠覆了战败前“一亿一心”的民族主义宣传。

战后初期，一份低级职员的工作月薪大概是300日元，而黑市上一升米的价格便高达80日元。与之相对的，黑市上某些心狠手辣的经营者，每天更可以赚取高达8000日元。伊恩·布鲁玛在《零年：1945》一书中便叙述了一位前黑市经营者无比怀念的那个时代——那个大多数日本民众饱受饥饿折磨的时代——他通过黑市经营，竟然能够买得起一辆美国轿车。忍饥挨饿的普通民众和暴富的黑市经营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反差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不断发生和扩大，冲击了“一亿一心”的宣传神话，宣告着一个为了自我生存而自私自利的时代降临了。

老兵曾是高涨的民族主义最坚韧的簇拥，而在战后，大多数老兵都表现出了对民族主义的漠视。这主要源于战后日本民众对归国老兵的歧视。历经千幸万苦，终于回到日本的老兵们发现，曾经夹道欢送的日本民众，并不欢迎他们归来。他们是战败者，他们不再享有曾经的壮行酒和“千人针の腹卷”，而只能得到左邻右舍的嘲笑和蔑视。

1955年成濑巳喜男导演的电影《浮云》中，男女主人公作为曾于东南亚工作过的战时人员，在战败归国后始终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最终陷入苦闷与虚无

另外，不少老兵回国后发现自己“被死亡”的现实，自己的妻子很可能也已经改嫁他人。更令老兵无法忍受的是，他们历经苦难终于回国，却被划入贱民一列。

他们是战败的群体，他们在远方进行了暴行，理应被批判和谴责。一夜之间，曾经被帝国引以为傲的“勇士”和“英雄”们，成了这个国家最堕落和最败坏的典型。公众普遍对军人感到厌恶，甚至产生了“对军人的仇恨”。战时为国而战的日本军人，在战后却与民众之间发生尖锐的对立，老兵的“贱民化”使得曾经作为民族主义最坚定拥趸的士兵们翻转成了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中坚力量，而他们也因此成了战后日本民族主义退潮的中坚群体。

在美国占领时期，日本女性向占领当局提供“服务”的现象已如空气般寻常。在R.A.A（全称“特殊慰安施设协会”）失败后，日本政府宣布女性从事卖春行业合法，这使得一大批面临饥饿的日本妇女纷纷选择服务占领当局来维持生计。这一时期，占领当局的编制维持在25万人左右。如此庞大而且富裕的军队，自然成了身处饥饿的日本女性最佳的服务对象。

据估计，占领当局人员在这些女性身上花费了近亿美元。当时称服务占领当局的日本女性为“潘潘”。当日本女性以“潘潘”自居时，便表达出了其内心的绝望、凄楚和对传统规范的蔑视。“潘潘”们以堕落为荣，在占领当局的身旁，嘲笑着身边的日本男性——包括那些战时同美军以命相搏的老兵们。这对日本男性自尊伤害极其巨大，尤其当这些男性要对占领当局卑躬屈膝的时候，还要面对占领当局对日本女性无所不在的玩弄。在战败前，“皇国之女”的纯洁性是日本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不容反驳的铁律，然而“潘潘”们的出现恰恰是对“皇国之女”说辞的最好反讽。

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零的焦点》揭露了占领期间日本女性遭遇的悲惨处境，图为2009年翻拍的同名电影

无论是黑市、废墟，亦或是老兵和“潘潘”，它们成为了1945年后日本“战败文化”的突出代表，而依据这些现象创作出的文学作品或历史著作，也都无一例外的述说着那个时代的日本人为了自身生存而展现出的刻薄与自私，而这种自私又恰恰是日本民众抛弃战败前“一亿一心”思想的直观体现。战败文化中显露出的对民族认同感的削弱，集中体现了战后初期日本消极民族主义情绪泛滥的现实。

三、GHQ的压制政策

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军占领了日本，并成立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作为日本实际上的统治机关。美国占领时期始于1945年8月，终于1952年4月，持续了六年零八个月，在时间上是日美太平洋战争的两倍。在占领期间，GHQ对日本民众采取种种隔离和歧视措施，对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也是战后日本民族主义快速退潮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在占领日本后，迅速于日本建立起以美国占领军官为中心的特权阶层。GHQ所形成的特权阶层极其庞大，包括军官、文职人员、总数将近一百万的士兵和这些人员的家属。

在整个日本都陷入饥荒之中时，GHQ的长官们却住着征用来的高级别墅，雇佣着三到六个日本仆人，享受着全套的电器。在全国铁路不堪重负，甚至出现列车过于拥挤而导致孩童窒息的惨剧时，“GHQ专列”则在不断增加并时常坐不满。 为美国人服务的商店里摆放着来自欧洲的巧克力和美国的零食。在大多数日本人食不果腹的当口，占领军特供商店的货架上却琳琅满目，各色商品应有尽有。日本民众只能透过玻璃窗看着占领军及其家属在商店里挑选，自己却只能咽口水。

这种现象对当时日本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很深刻的负面影响，一种被外族奴役的耻辱感和无力感遍及整个社会。这种耻辱感和无力感更使得战败前的那套民族主义宣传显得愈发滑稽可笑。

东京GHQ总部

除了感受到物资上的差距外，日本民众还深刻体会到了占领军所具有的等级特权。种族隔离政策是显而易见的，GHQ对此也毫不掩饰。众多的商店、剧院、列车、休闲设施等皆被标明日本人“禁止入内”；大小事务、公众场所都被“根据占领当局命令”所统辖。东京市中心的小美国地区每夜灯火通明、霓虹闪烁，林荫大道和塞满各处的汽车形成了一副繁荣昌盛的景象。但出了小美国地区，被炸毁的建筑、绵延数十里的断壁残垣才是当时日本的真实处境。

种族隔离意味着等级分化。占领军同日本民众的每一次实际接触，都是人种和特权分化的体现。美国大兵坐在昔日敌手拉的人力车上，以对方的英语水平来区分智力的高低。 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任何交流，都散发着美国至上的气息。占领军所形成的实际上的等级制度，使得日本民众亲身感受到了自身作为“三等公民”的事实。正是在GHQ的压制政策下，日本国内的悲观情绪在整个社会蔓延开来，愈发加速了战后民族主义的退潮。

美军进入一处由“特殊慰安施设协会”（RAA）开办的“慰安中心”享受所谓“服务”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天皇制民族主义”的瓦解，在消极的“战后文化”的影响和GHQ的压制政策作用下，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快速退潮，比起关注国家的状况，面对战后无比艰辛的时局，许多日本民众更关心的恐怕还是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这或许便是《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国民那么无动于衷的原因了。

参考文献：

• 李寒梅：《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北京：商务出版社，2012年。
• 王新生：《战后日本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 （日）藤原彰：《日本近代史》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 （美）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
• （荷）伊恩·布鲁玛：《零点：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閱讀更多 歷史研習社 的文章

關鍵字: 广岛 战败 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