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在上篇講到日本人看到天皇與麥克阿瑟的合影時，頗有種幻滅感。而今天，要講的是更要害的因素。

二、戰敗文化

戰敗對於日本來說不僅帶來了物資上的匱乏和秩序上的混亂，還造成了整個民族精神上的萎頓。當戰爭年代的“滅己奉公”和“落櫻（犧牲）思想”剝落之後，赤裸裸剖露出來的便是廢城、黑市之類的生存景象和“潘潘女郎”以及受歧視的老兵這樣的戰敗文化載體。戰敗文化推動了日本在戰後初期消極民族主義情緒的泛濫，成為戰後民族主義退潮的重要表現之一。

1945年5月26日，美軍B-29轟炸機群對東京實施大範圍轟炸

二戰前，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列強，取得了卓越的近代化成就。這些近代化成就，既是支持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基礎，也是日本近代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源泉。然而，二戰結束時，包括東京在內的日本大多數城市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轟炸——東京四分之一的地區被夷為平地，大阪和名古屋被炸燬的城區面積分別是57%和89%，超過60座城市因美軍的空襲而被嚴重炸燬，而眾所周知，廣島和長崎更是經受了史無前例的“原爆”洗禮。

戰前繁榮的城市變為廢墟，這不僅是物資上的損失，更是精神上的沉重打擊。作為日本近代化成就的標誌，一座座現代化都市被摧毀殆盡，只剩下殘垣斷壁。近代化城市的覆滅意味著大量城市居民失去住所，戰後，至少有約30%的人口無家可歸。民眾腦海裡不再是“翼天壤無窮之皇運” ，而是想著要如何在挨餓受凍中活下去。曾經作為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源泉的大都市，如今只是不斷提醒民眾戰敗事實的廢城。過去那種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也隨著近代化城市的火焰，被燃燒殆盡了。

廣島和平公園

除了無家可歸，如何果腹也成了戰後民眾所面臨的重大生存挑戰。根據1946年初的計算，日本農村的生活水平下降到了戰前水平的65%，城鎮生活水平則降至35%。 戰後初期的四年裡，飢餓和匱乏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著日本國民，每一天最緊迫的任務便是設法將食物擺上餐桌，無論食物是什麼、亦無論多寡。

造成大面積飢餓的原因，除了糧食減產，更重要的便是黑市活動的猖獗。這些黑市所遵循的利益至上原則，極大顛覆了戰敗前“一億一心”的民族主義宣傳。

戰後初期，一份低級職員的工作月薪大概是300日元，而黑市上一升米的價格便高達80日元。與之相對的，黑市上某些心狠手辣的經營者，每天更可以賺取高達8000日元。伊恩·布魯瑪在《零年：1945》一書中便敘述了一位前黑市經營者無比懷念的那個時代——那個大多數日本民眾飽受飢餓折磨的時代——他通過黑市經營，竟然能夠買得起一輛美國轎車。忍飢挨餓的普通民眾和暴富的黑市經營者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反差在當時的社會現實中不斷髮生和擴大，衝擊了“一億一心”的宣傳神話，宣告著一個為了自我生存而自私自利的時代降臨了。

老兵曾是高漲的民族主義最堅韌的簇擁，而在戰後，大多數老兵都表現出了對民族主義的漠視。這主要源於戰後日本民眾對歸國老兵的歧視。歷經千幸萬苦，終於回到日本的老兵們發現，曾經夾道歡送的日本民眾，並不歡迎他們歸來。他們是戰敗者，他們不再享有曾經的壯行酒和“千人針の腹卷”，而只能得到左鄰右舍的嘲笑和蔑視。

1955年成瀨巳喜男導演的電影《浮雲》中，男女主人公作為曾於東南亞工作過的戰時人員，在戰敗歸國後始終無法過上正常人的生活，最終陷入苦悶與虛無

另外，不少老兵回國後發現自己“被死亡”的現實，自己的妻子很可能也已經改嫁他人。更令老兵無法忍受的是，他們歷經苦難終於回國，卻被劃入賤民一列。

他們是戰敗的群體，他們在遠方進行了暴行，理應被批判和譴責。一夜之間，曾經被帝國引以為傲的“勇士”和“英雄”們，成了這個國家最墮落和最敗壞的典型。公眾普遍對軍人感到厭惡，甚至產生了“對軍人的仇恨”。戰時為國而戰的日本軍人，在戰後卻與民眾之間發生尖銳的對立，老兵的“賤民化”使得曾經作為民族主義最堅定擁躉的士兵們翻轉成了反對極端民族主義的中堅力量，而他們也因此成了戰後日本民族主義退潮的中堅群體。

在美國佔領時期，日本女性向佔領當局提供“服務”的現象已如空氣般尋常。在R.A.A（全稱“特殊慰安施設協會”）失敗後，日本政府宣佈女性從事賣春行業合法，這使得一大批面臨飢餓的日本婦女紛紛選擇服務佔領當局來維持生計。這一時期，佔領當局的編制維持在25萬人左右。如此龐大而且富裕的軍隊，自然成了身處飢餓的日本女性最佳的服務對象。

據估計，佔領當局人員在這些女性身上花費了近億美元。當時稱服務佔領當局的日本女性為“潘潘”。當日本女性以“潘潘”自居時，便表達出了其內心的絕望、悽楚和對傳統規範的蔑視。“潘潘”們以墮落為榮，在佔領當局的身旁，嘲笑著身邊的日本男性——包括那些戰時同美軍以命相搏的老兵們。這對日本男性自尊傷害極其巨大，尤其當這些男性要對佔領當局卑躬屈膝的時候，還要面對佔領當局對日本女性無所不在的玩弄。在戰敗前，“皇國之女”的純潔性是日本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中不容反駁的鐵律，然而“潘潘”們的出現恰恰是對“皇國之女”說辭的最好反諷。

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說《零的焦點》揭露了佔領期間日本女性遭遇的悲慘處境，圖為2009年翻拍的同名電影

無論是黑市、廢墟，亦或是老兵和“潘潘”，它們成為了1945年後日本“戰敗文化”的突出代表，而依據這些現象創作出的文學作品或歷史著作，也都無一例外的述說著那個時代的日本人為了自身生存而展現出的刻薄與自私，而這種自私又恰恰是日本民眾拋棄戰敗前“一億一心”思想的直觀體現。戰敗文化中顯露出的對民族認同感的削弱，集中體現了戰後初期日本消極民族主義情緒氾濫的現實。

三、GHQ的壓制政策

日本戰敗投降後，美軍佔領了日本，併成立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HQ）作為日本實際上的統治機關。美國佔領時期始於1945年8月，終於1952年4月，持續了六年零八個月，在時間上是日美太平洋戰爭的兩倍。在佔領期間，GHQ對日本民眾採取種種隔離和歧視措施，對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造成了沉重打擊，這也是戰後日本民族主義快速退潮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國在佔領日本後，迅速於日本建立起以美國佔領軍官為中心的特權階層。GHQ所形成的特權階層極其龐大，包括軍官、文職人員、總數將近一百萬的士兵和這些人員的家屬。

在整個日本都陷入饑荒之中時，GHQ的長官們卻住著徵用來的高級別墅，僱傭著三到六個日本僕人，享受著全套的電器。在全國鐵路不堪重負，甚至出現列車過於擁擠而導致孩童窒息的慘劇時，“GHQ專列”則在不斷增加並時常坐不滿。 為美國人服務的商店裡擺放著來自歐洲的巧克力和美國的零食。在大多數日本人食不果腹的當口，佔領軍特供商店的貨架上卻琳琅滿目，各色商品應有盡有。日本民眾只能透過玻璃窗看著佔領軍及其家屬在商店裡挑選，自己卻只能咽口水。

這種現象對當時日本民眾的心理產生了很深刻的負面影響，一種被外族奴役的恥辱感和無力感遍及整個社會。這種恥辱感和無力感更使得戰敗前的那套民族主義宣傳顯得愈發滑稽可笑。

東京GHQ總部

除了感受到物資上的差距外，日本民眾還深刻體會到了佔領軍所具有的等級特權。種族隔離政策是顯而易見的，GHQ對此也毫不掩飾。眾多的商店、劇院、列車、休閒設施等皆被標明日本人“禁止入內”；大小事務、公眾場所都被“根據佔領當局命令”所統轄。東京市中心的小美國地區每夜燈火通明、霓虹閃爍，林蔭大道和塞滿各處的汽車形成了一副繁榮昌盛的景象。但出了小美國地區，被炸燬的建築、綿延數十里的斷壁殘垣才是當時日本的真實處境。

種族隔離意味著等級分化。佔領軍同日本民眾的每一次實際接觸，都是人種和特權分化的體現。美國大兵坐在昔日敵手拉的人力車上，以對方的英語水平來區分智力的高低。 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任何交流，都散發著美國至上的氣息。佔領軍所形成的實際上的等級制度，使得日本民眾親身感受到了自身作為“三等公民”的事實。正是在GHQ的壓制政策下，日本國內的悲觀情緒在整個社會蔓延開來，愈發加速了戰後民族主義的退潮。

美軍進入一處由“特殊慰安施設協會”（RAA）開辦的“慰安中心”享受所謂“服務”

總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隨著“天皇制民族主義”的瓦解，在消極的“戰後文化”的影響和GHQ的壓制政策作用下，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快速退潮，比起關注國家的狀況，面對戰後無比艱辛的時局，許多日本民眾更關心的恐怕還是自己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這或許便是《舊金山和約》簽訂後，日本國民那麼無動於衷的原因了。

參考文獻：

• 李寒梅：《日本民族主義形態研究》，北京：商務出版社，2012年。
• 王新生：《戰後日本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
• （日）藤原彰：《日本近代史》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
• （美）約翰·W·道爾：《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6年。
• （荷）伊恩·布魯瑪：《零點：1945——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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