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同許多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一樣，從年少時代起，就有濃厚的愛國情懷，立下了為民族解放和復興而奮鬥的偉大志向。
早在1915年 5月袁世凱接受賣國的“二十一條”之時，他就參加學校的罷課遊行，與同學們一起寫下“誓雪國恥，勿忘國恥”血書，成為討袁鬥爭骨幹分子。他還將父母按家族譜系取的名字“劉渭璜”，改為“劉衛黃”，意即保衛炎黃故土。這說明他已把振興中華民族看作自己的重要使命。
1920年夏，他了解到俄國十月革命勝利情況，感到中國有了消除亡國滅種危險的辦法。一年後，他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參加已經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並明確表示：“資本主義已不能統治全世界了，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必將由人類的努力開始實現，我們處在這時代的人，應把無窮的希望，促進這段歷史。”從此，他踏上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艱苦征程。
一、劉少奇成為中國工人運動卓越領袖、黨的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的代表，奠定了他為民族解放和民族復興事業奮鬥的歷史基礎
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首先要實現中華民族的解放。這就要進行革命鬥爭。劉少奇在莫斯科東方大學時，就表示願意搞工人運動。他在 1922年春回國後，分配到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從此，他與中國工運結下不解之緣，參與領導了許多重要罷工。他從事白區秘密工作，除領導所在省委全盤工作外，也領導該地區工運鬥爭。這時，他既是工人運動的卓越領袖，又是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的代表。
劉少奇在那個時期的突出貢獻有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作為主要領導人之一，領導安源路礦工人罷工。
安源路礦是中國最大的近代工業企業漢冶萍公司的主體，擁有 1萬多工人。毛澤東多次派李立三、劉少奇等到那裡開展工作。
1922年 9月初，劉少奇來此領導路礦罷工。他作為工人俱樂部全權代表與路礦當局談判。戒嚴司令威嚇說：如果工人堅持罷工作亂，就將你這個代表先行正法。他毫不畏懼：萬餘工人的要求正當，你們把我砍成肉泥，也不能使工人復工。解決復工的唯一辦法就是答應萬餘工人的正當要求！經過反覆較量，路礦罷工獲得勝利。這是在沒有任何人員損失的情況下的全勝，為中國工運史所罕見。
1924年9月，漢冶萍總工會（全國最大的產業工會）成立，劉少奇當選為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二七慘案後，工人運動低迷，唯有安源工運得到鞏固和發展。這是中國工運史的奇蹟，劉少奇也因此成為著名的工運領袖。
第二，參與組建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五卅運動。
1925年春，劉少奇告別安源，到廣州參與籌備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這是他從地區工運領導人成為全國工運領導人的發端。他負責起草大會文件；組織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10萬人遊行；向大會作報告，強調民主革命的目標是要推翻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實現民族解放。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副委員長。
會後不久爆發五卅運動，他趕到上海參與領導這場規模宏巨的大罷工。在反動勢力準備實施大規模鎮壓時，他領導一些有影響的大廠工人代表同廠方進行復工談判鬥爭。五卅運動這一有20多萬工人參加的3個月罷工，是中國工運的空前壯舉。劉少奇是這次工運的出色組織者之一。
第三，參與領導武漢收回英租界鬥爭和組織武漢工人糾察隊。
1926年2月，黨中央調劉少奇到廣州主持籌備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和加強省港大罷工領導力量。劉少奇以很大精力推動各行業工人聯合，鞏固各級工會。他在全國三次勞大的新一屆執委會中，當選為秘書長。北伐開始後，他從廣州到武漢，參與領導湖北全省總工會，負責鄂、湘、贛等6省工運。
1927年1月，他參與領導武漢各界群眾收回英租界鬥爭取得的勝利，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重大勝利。他還組建工人糾察隊，同葉挺部隊配合作戰，打退了進攻武漢的夏鬥寅叛軍。這支糾察隊有5000人、3000條槍，是黨直接掌握的武裝力量。
第四，領導滿洲中東路工人復工鬥爭取得勝利。
1929年夏，劉少奇調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領導東北三省黨的工作。在白色恐怖下，這裡的黨組織遭到嚴重摧殘，群眾鬥爭沉寂。劉少奇到達奉天（瀋陽）後，派得力幹部在奉天和哈爾濱等城市恢復並整頓黨的組織。他本人和省委其他人分頭到各重要城市發動組織群眾。當時，中東路工人正在進行復工鬥爭。
劉少奇瞭解到，中東鐵路總工廠工人住宅區黨的工作紮實、群眾鬥爭基礎較好，便決定全力領導這裡的失業工人開展復工鬥爭，直至勝利。打開黨在滿洲的工作局面後，1930年6月，劉少奇受中央委派擔任中國工會代表團團長，前往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
第五，反對“左”傾錯誤，堅持工運鬥爭和白區工作正確路線。
1930年8月，赤色職工國際五大開幕，劉少奇作了關於中國職工運動的發言。在會上，他當選為國際執行局委員，並留在莫斯科工作。但他對工運鬥爭策略路線的認識與赤色職工國際相左，對中國革命實際的分析遭到了共產國際負責人否定，並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帽子。
1931年秋，劉少奇回到上海，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任中央職工部部長等職。在工作中，劉少奇發現職工運動中存在著“左”傾錯誤，並在這點上與臨時中央產生了分歧。臨時中央批評他是有系統理論、又有實際的一貫的機會主義路線，撤銷了他中央職工部部長的職務。
當年與他共事的楊尚昆後來回憶道：少奇同志在那種極其複雜而又艱難的環境中，正確地估計了敵我力量極為懸殊的情況，明確提出了白區工作的指導方針，主張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既要嚴格分開，又要巧妙地聯繫起來；反對那種鄙棄一切合法手段，甚至把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混淆起來的做法。
二、堅定支持毛澤東獨立自主的抗戰路線，開創華北、中原、東南抗戰嶄新局面，為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
劉少奇被撤銷中央職工部部長職務後，於1932年冬離開上海到達中央蘇區，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委員長等職。這時，毛澤東被解除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專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之職。劉少奇不顧臨時中央在上海的批評，全力支持毛澤東提出的各項經濟政策，繼續同“左”的錯誤作鬥爭。
劉少奇在中央蘇區主持籌建了一支1.28萬人的紅軍，即中國工農紅軍中央警衛師（工人師）。紅軍長征後，他被任命為新組建的紅八軍團（湘江戰役後併入紅五軍團）中央代表，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紅軍到達陝北，北平爆發一二九運動後，黨中央為加強華北地區黨的領導力量，任命他為中央駐北方局代表，直接指導北方局工作。
由於領導北方局、開展華北抗日遊擊戰爭、鞏固華北抗日根據地成績卓著，中央又委派他任中原局（後為華中局）書記。他深入華中敵後，發展蘇北，重建新四軍，為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
第一，北方局工作展現新氣象，華北抗戰開創新局面。
1936年初春，劉少奇到達天津，作為中共中央代表領導北方局，迅速改變了華北工作局面。他大力貫徹瓦窯堡會議精神，糾正統一戰線工作中“左”的思想影響，對推動宋哲元和二十九軍抗日起了重要作用。
他提議關押在北平草嵐子監獄的60多名幹部履行一定手續出獄，以增強華北幹部力量。經黨中央批准，這批幹部後來分赴各條戰線，成為民族解放事業的中堅骨幹。他委派兩名同志與國民黨代表接觸。這兩名同志赴南京談判，成為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濫觴。
他支持薄一波等同閻錫山建立特殊的統一戰線關係，積極宣傳黨的抗日主張，放手發動和組織群眾，為山西成為八路軍開闢的重要抗日根據地奠定了群眾基礎。他根據新形勢，適時地批評右和“左”的傾向，對歷史上群眾運動和統一戰線中的錯誤作了深刻總結，獲得毛澤東支持。
毛澤東在1937年6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指出：“少奇的報告基本上是正確的”，“他一生在實際工作中領導群眾鬥爭和黨內關係，都是基本上正確的”。“今天黨內幹部中像他這樣有經驗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實際工作的辯證法。” 這個講話最早表明了毛澤東對劉少奇作為白區工作正確路線代表的初步判斷和態度。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代表赴太原領導以八路軍為主體開展的華北抗日遊擊戰爭。他強調要獨立自主地發展，爭取廣大鄉村成為游擊戰爭根據地。他先是領導建立了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隨後又提出在平原地區發展游擊戰爭，建立了冀中、冀南、豫北根據地。這些根據地不僅牽制了日軍南侵，配合了正面戰場，而且使華北抗日遊擊戰爭得以長期堅持。
劉少奇還支持組織冀東平原抗日武裝暴動，指導山西黨組織同閻錫山的倒退行為進行鬥爭。華北抗戰呈現的生氣勃勃局面，與他卓有成效的工作密不可分。
第二，深入華中敵後，開闢抗戰獨立自主發展的新天地。
1938年秋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是遵義會議後的又一次重要會議。劉少奇參加會議，報告了在華北的工作，毛澤東肯定了他在華北獨立自主進行抗日遊擊戰爭的正確路線。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方針，併成立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原局，承擔“發展華中”戰略重任。
抗戰以來，黨在華中的發展局面相對滯後。劉少奇的任務就是去開闢抗日遊擊戰爭新天地。他明確提出新四軍向東發展戰略，要求首先建立皖東根據地。劉少奇指出：不能一切經過國民黨，捆住自己手腳，應放手建立抗日根據地。他的講話解決了困擾華中黨組織多年的思想問題。
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在皖東發動反共磨擦。劉少奇直接指揮戰鬥，取得在津浦路西、路東的勝利，創造了在對方優勢兵力圍攻下固守待援、打守衛戰的成功戰例。這次勝利還一改過去請回國民黨縣長主持地方政權、以退讓求團結的做法，選派新四軍幹部擔任縣長，在多個縣成立抗日民主政府。
皖東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初步改變了新四軍困難局面，創造了向蘇北發展態勢，成為華中黨的工作轉折點。
蘇北是聯結華北八路軍和南方新四軍的樞紐，也是華中敵後抗戰發展潛力較大的地區。劉少奇認為華中的主要發展方向是蘇北，發展皖東是為了給進軍蘇北提供立足點。為開闢蘇北抗日根據地，劉少奇電請中央將先行渡江北上的新四軍葉飛部留在蘇北，並提出華北八路軍派三個以上主力團到華中作戰。中央同意他的請求，派黃克誠率部來華中。經過黃橋戰役，黃克誠率八路軍五縱同陳毅、粟裕部在鹽城會師。
這標誌著蘇北敵後聯成一片，華中局有了最大的抗日根據地。這一格局打通了華北、華中聯繫，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企圖將八路軍、新四軍限死在黃河以北的陰謀，華中敵後形勢根本改觀。
第三，皖南事變後重建新四軍，全面建設華中抗日根據地。
1941年初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劉少奇獲悉了這一消息並電告中央。他一直擔心新四軍軍部在皖南的處境，早就提議將軍部轉移到江北皖東，但新四軍政治委員兼副軍長項英猶豫不決，錯過良機，遭受了慘烈損失——9000多人經過7天7夜奮戰，除約2000人突圍外，大部犧牲、被俘或失散，軍長葉挺被扣押，項英等遇難。
面對這一突然事變，劉少奇表現出過人膽略和卓越智慧，為重建新四軍，鞏固和建設華中抗日根據地作了精心部署。
一是重建新四軍軍部，整編新四軍為堅持華中敵後抗戰的強大力量。
在劉少奇的建議下，中央決定在蘇北重建新四軍，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新四軍統一整編為7個師，轄9萬餘人，活動區域擴大。東南局與中原局併為華中局，以劉少奇為書記。
重建的新四軍擺脫了國民黨當局的限制，在中共中央領導下，獨立自主，放手發展，各根據地呈現一片新氣象。
二是加強政治建軍和群眾工作，團結社會各階層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政治建軍就是加強“部隊黨化的程度”，“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完全執行黨的政策和命令來完成黨的任務”。
這使華中地方和部隊各級幹部提高了執行中央路線的自覺性。劉少奇注意加強群眾工作，開展減租減息運動，建立各種抗日群眾組織，成立蘇北臨時參議會，建立健全抗日民主政權，對鞏固蘇北根據地起了重要作用。
三是深入總結皖南事變經驗教訓，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
劉少奇指出：原東南局主要領導一味強調華中特殊，不敢向敵後發展；對國民黨無原則退讓，人家不允許的事就不敢去做。為了吸取教訓，他提出要加強黨性教育，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黨性就是一切為黨為無產階級利益打算，這個基本點每個共產黨員要把它貫徹到實際行動中去。”“人力財力物力加上馬克思主義就等於勝利。”
華中各根據地通過各級黨校培訓幹部，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他本人也在幹部訓練班上講課。在華中兩年多時間裡，劉少奇對理論問題思考很多，寫了七八篇關於黨的思想理論和組織建設的文章，《論黨內鬥爭》就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
三、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為贏得民族解放走向民族復興的革命戰爭勝利殫精竭慮
抗戰全面爆發後，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的戰略佈局，是主體和兩翼配置。主體是黨中央，在延安運籌帷幄。一翼是在國統區設立一箇中央局，六屆六中全會前是武漢長江局，六屆六中全會後是重慶南方局。另一翼在淪陷區，六屆六中全會前是北方局和東南分局；六屆六中全會後增設中原局，東南分局提升為東南局，再加北方局，在皖南事變前為三個中央局；皖南事變後，東南局與中原局併為華中局，直至抗戰結束都是北方局和華中局兩個中央局。
劉少奇先後擔任北方局、中原局和華中局書記，為開闢這兩個地區的敵後戰場和抗日民主根據地作出了卓越貢獻。
全黨整風運動特別是高級幹部整風開展後，劉少奇於1942年底奉命回到延安，協助毛澤東工作。
第一，參與領導整風運動，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1942年3月，劉少奇踏上回延安的千里征程，還受命解決所經山東、河北和山西沿途根據地各種問題。年底，他結束近10個月的“小長征”，到達延安。
這時的延安正在開展整風運動。為了領導全黨整風，1943年3月，中央領導機構改組，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中央書記處。重組的中央書記處為政治局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書記處討論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權。劉少奇兼任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並參加中央軍委，任副主席。
這次調整，在組織程序上確立了遵義會議以來毛澤東為黨中央領導核心的地位，也確立了劉少奇在中央的重要地位。
劉少奇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後，提出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突出宣傳毛澤東思想。1943年7月，他為慶祝黨的生日發表文章，提出這個概念。文章仿效斯大林捍衛列寧、批判俄國孟什維克反對派的思路，分析了黨內兩條路線鬥爭，讚揚毛澤東是在各種艱苦複雜革命鬥爭中久經考驗的、精通馬列主義戰略戰術的、對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無限忠心的偉大革命家。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歷史，“這種歷史，在客觀上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中心構成的”，這就需要“把毛澤東同志的指導貫徹到一切工作環節和部門中去”。劉少奇的這一論述，對推進整風運動發生了重大影響。
第二，參與主持黨的七大，代理中共中央主席。
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黨的七大召開作思想和組織準備。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總結黨成立24年來的歷史經驗。《決議》在談到黨在白區工作的經驗時，讚揚劉少奇是“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
1945年4月黨的七大開幕，劉少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論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特點、黨的指導思想等重大問題，高度評價毛澤東的豐功偉績，全面系統地論述了毛澤東思想。
報告指出：就革命實踐言，毛澤東是“我國英勇無產階級的傑出代表”，“我們偉大民族的優秀傳統的傑出代表”，全黨全國人民審慎選擇的“偉大領袖”，“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就革命理論言，毛澤東是“天才的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為災難深重的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指出了達到徹底解放的唯一正確的道路——毛澤東道路”。
還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秀典型”，同時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關於中國人民革命建國的正確理論”。這是我們黨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首次全面評價和完整概括。
黨的七屆一中全會選舉了新的中央領導成員，劉少奇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正式形成。
抗戰勝利後，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劉少奇代理中央主席10個月，領導完成了這樣幾項工作：一是提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戰略方針，緊急調動數十萬部隊和大批幹部，快速搶佔東北，爭取在國共兩黨較量中居於主動。
二是指導重慶停戰協定談判，爭取實現和平民主。在重慶發生打傷各界著名人士的校場口事件後，指示我解放區嚴加警惕國民黨破壞和平協議。
三是指導新四軍第五師堅持鄂豫邊根據地，組建中原軍區，準備“以必死之心，來求取生路”突破重圍，迎接大規模內戰爆發。
四是主持起草“五四指示”，改變抗戰以來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為解放區實行土地改革提供指導方針，為即將開始的解放戰爭獲得人力物力支持。
第三，主持中央工委，進行中央委託的各項工作。
1946年6月，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1947年夏毛澤東轉戰陝北，劉少奇東渡黃河，主持中央工委工作一年多，為黨奪取解放戰爭勝利進行中央委託的各項工作。
這主要有：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中國土地法大綱（草案）》，為新中國的土地改革作準備；指導晉察冀軍事工作，成立晉察冀野戰軍，取得清風店戰役勝利，攻克石家莊，完成了人民解放軍奪取中大城市創舉；成立華北財經辦事處，統一財經政策，管理華北地區兵工生產和交通運輸，解放區生產建設有了很大發展；合併晉察冀與晉冀魯豫中央局，組建新華北局併兼任第一書記，使兩個地區的黨政軍財全部統一，為奪取全國勝利作了重要準備。
1948年 4月，毛澤東等到達河北阜平，黨中央和中央工委會合。中央工委完成使命，中國革命進入奪取全國最後勝利的新階段。
第四，研究新民主主義經濟問題，參與籌建新中國。
晉察冀與晉冀魯豫解放區合併後，華北解放區是全國最大的解放區。華北局的工作，一方面是進行土改、發展生產、訓練幹部，支援前線；另一方面是為籌建新中國作準備，研究怎樣組建中央政府、進行新民主主義建設。
劉少奇十分辛勞地開展了各項工作：一是在 1948年 9月中共中央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著重談了新民主主義經濟成分問題，對新民主主義經濟作了系統的分析。毛澤東表揚他說：新民主主義問題，少奇同志分析得具體，兩個階段的過渡講得很好。
二是在 1949年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對城市工作發表了要有城鄉統一觀點、要依靠工人發展生產和召開人民代表會議等意見。
三是受命赴天津考察調研，解決儘快恢復和發展城市生產問題。他根據毛澤東的“四面八方”政策指出：實行新民主主義經濟，允許資本家存在和發展，對工人階級好處多，壞處少。他的這次天津講話，指導糾正了城市工作“左”的偏向。
四是在 1949年 4月，解放軍佔領南京，國民黨基本垮臺後，受命率代表團秘密赴蘇訪問，就新中國成立事宜與斯大林交換意見。代表團在蘇聯與斯大林就貸款、派遣專家、海空軍援助等問題舉行多次會談。斯大林表示，完全贊同中共中央通報的關於中國革命的形勢、召開新政協、組建中央政府和蘇中關係等問題的看法。斯大林還說：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東方，現在又移到了中國和東亞。你們有很多經驗值得我們學習。
這次訪問直接溝通了中共中央同蘇共領導人的聯繫，對中蘇關係的發展和蘇聯對新中國的態度產生了重要影響。
四、參與決策由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歷史性變革，開啟了為民族復興而奮鬥的新徵程
新中國成立了！劉少奇在求學時代立志“想從工業入手改造中國”的期盼，終於來臨了。
對於如何建設新中國、實現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劉少奇提出了不少深刻思想。在這個時期，黨中央內部對某些具體問題儘管有不同看法，但對於實現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認識基本一致，重大決策沒有原則分歧。劉少奇協助毛澤東處理黨和國家的各項重大事務，日理萬機，兢兢業業。
第一，對探索建設新中國道路作出重要思考。
舊中國積貧積弱，新中國的家底一窮二白。基於這樣的國情，建設一個新的社會，只能靠全黨和全國人民在實踐中摸索前進。
劉少奇提出了兩個重要思想：一是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中國工業化。
1949年8月他指出：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戰不爆發，經濟建設的任務就不變。我們就是要“使中國工業化”。 1951年 2月和 7月，他還說：經濟建設已成為我們國家的中心任務，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與工業化”。在建設時期，“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二是提出“人民內部的矛盾”的概念。
劉少奇在讀書筆記中寫道：國營工廠管理機關與工人群眾之間的矛盾，是國營工廠內部的公私矛盾。“這種矛盾和關係是工人階級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和關係”，“應該用同志的、和解的、團結的辦法來處理這種矛盾和關係”。他還指出：“矛盾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在根本上敵對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另一類是在根本上非敵對的可以和解的矛盾。我們在觀察問題的時候，必須分清這兩類矛盾的不同性質。”這是我們黨較早關於兩類不同性質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思考。
第二，參與確定過渡時期總路線。
在國民經濟基本恢復和大規模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後，我國從 1953年起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展穩定物價、五反運動等鬥爭後，黨開始考慮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 1952年 9月，毛澤東提出：10年到 15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 10年以後才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改變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設想。毛澤東的新設想得到了劉少奇和其他領導人贊同。
一個月後，劉少奇赴莫斯科參加蘇共十九大，向蘇共中央和斯大林徵求社會主義過渡問題的意見。斯大林贊同中共中央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劉少奇轉達蘇共中央的意見後，毛澤東的想法更堅定了，與劉少奇等人深入地研討這個問題。
1953年 6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對過渡時期總路線作了比較完整的表述。接著，劉少奇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代表中央講話，說明了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內容。年底，他主持批准了中央宣傳部起草的“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並在次年 2月召開的七屆四中全會上報告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過程和基本內容。他主持全會通過決議，批准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第三，擔任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重視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偉大功效”。
黨中央原本設想我國基本進入社會主義後再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制定新憲法。 1952年劉少奇訪蘇時受毛澤東委託與斯大林談了這個想法。斯大林建議，為了駁斥國際敵對勢力對新中國的攻擊和便於中國更好地開展建設，以提前召開全國人大、制定新憲法為好。
毛澤東接受了這個建議。從 1952年底開始，他和劉少奇等就為召開全國人大和制定新憲法作準備。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由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劉少奇參與修改，並主持憲法起草委員會逐章逐節討論。他還負責起草關於憲法草案的報告。
1954年 9月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劉少奇向大會作關於憲法草案報告，指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國家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必須在遵守憲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範作用。大會一致通過憲法，選舉國家領導人。劉少奇當選為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劉少奇十分重視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偉大功效”。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怎樣發揮它在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呢？劉少奇指出，這是一個有偉大功效的制度。
為了發揮它的偉大功效，一是要建立經常的視察制度，人大代表分期分批到地方和基層視察。
視察對象，應該有比較好的、比較壞的和中等的不同類型，使代表能接見他們所要見的人。
二是民主必須和健全法制相結合。
新中國成立後雖然制定了一些法規法令，但遠遠不能適應民主化的法制需要。一屆全國人大召開後，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等一批重要法律法規，為我國法制建設起了奠基作用。
三是要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對政府的監督作用。
他說：國家這樣大，機關這樣多，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但也會有少數不好的。好的幹部如果沒有經常的監督也可能變壞。除了廣大人民的監督外，還必須加強各級監察機關和檢察機關，認真實行國家的監督。劉少奇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建立和運轉做了開創性工作。
五、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主持國民經濟大調整，在探索民族復興的曲折道路上披肝瀝膽、嘔心瀝血
事非經過不知難。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異常艱辛。1956年黨的八大制定了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路線，但從1957年起，黨在探索道路上不斷磕磕絆絆，摔跤子，在“左”與糾“左”的交替中徘徊前進，在正確與錯誤的交織中曲折發展。劉少奇既探索和堅持了許多正確的思想和做法，也參與決策和執行了一些“左”的錯誤方針，又積極、堅決糾“左”，表現了真正共產黨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坦蕩胸懷。
第一，參與籌備黨的八大，作政治報告，展現了對民族復興道路的積極探索。
1955年10月，中央決定1956年召開八大。此後，劉少奇投入了緊張的準備工作。為起草政治報告，他找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座談，作系統調查研究。在準備階段，他參與對八大指導思想的調整，強調既反右傾保守又反急躁冒進。1956年9月八大開幕，他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
報告在總結七大以來歷史經驗基礎上，分析國際國內形勢，提出了今後的基本任務，這就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發展社會生產力上來；經濟建設執行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總方針；改進黨和國家機關職能，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制定比較完備的法律，健全國家法制等。
為了保證這些任務的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必須繼續保持正確領導，努力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堅持群眾路線作風；各級組織都執行集體領導原則，擴大黨內民主；在全黨反覆進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教育。
八大通過的政治報告決議還明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的主要任務，就是把我國儘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劉少奇的報告和大會通過的決議，構成八大政治路線的主要內容。它極大地鼓舞著全黨和全國人民為建設社會主義、實現民族復興而不懈奮鬥。
八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領導機構，劉少奇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第二，對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作調查研究和深刻思考。
1956年，由於蘇共二十大等事件對我國的影響，也由於剛剛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有不健全的地方，再加上領導機關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等，國內一些地方發生了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和農民退社等事件。對於這些新問題，毛澤東提出《論十大關係》，隨後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進行分析，並對解決問題的方法作了思考和探索。
劉少奇對此產生了巨大思想共鳴。因為他在1951年就提出過“人民內部的矛盾”的概念。為了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指導實踐，劉少奇決定到社會基層作深入調查。
通過近兩個月調查研究，劉少奇形成了許多獨到見解，提出了不少改革主張：
一是要不斷調整生產關係，使其同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
許多農民鬧退社，說明大社超過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有制基本解決後，分配問題關係到群眾切身利益，要大力解決。
二是要把經濟搞活，既有計劃性，又有靈活性、多樣性。
社會主義經濟的特點是計劃性，但國家計劃不可能計劃那麼多，只能計劃一部分，這就需要利用自由市場，既可以補充社會主義經濟的不足，也可以幫助把經濟搞得多樣和靈活。
三是改革國家包下來的某些制度，辦學校可以多種形式。
不僅國家辦學，工廠、機關、農村合作社等都可以辦學，私人也可以辦學。多種形式一起上，就能解決學校不足導致的學生讀書難、升學難問題。升不了學的中小學畢業生，也可以參加農業生產勞動。
四是人民內部矛盾，大量地表現為人民群眾同領導者的矛盾。
處理好這種矛盾，關鍵在領導。某些領導幹部搞特殊化，貪圖享受，將來會跌跤子。要處理好領導幹部同人民群眾的關係，防止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產生。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調查很重視，召集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聽取他的彙報。在毛澤東倡導下，1957年上半年全黨形成學習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熱潮。
第三，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熱潮中，參與初步糾“左”。
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黨為迅速改變國家一窮二白麵貌，奮發圖強，超英趕美，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暢想曲”。
劉少奇也參與指揮了這支“暢想曲”。他對北戴河會議後全國迅速掀起“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潮感到振奮，也頭腦發熱講了一些大話。好在他有注重調查研究習慣，在瞭解到一些不顧客觀條件的蠻幹做法和弄虛作假、虛報浮誇現象後，頭腦開始清醒，心中感到不安。
毛澤東也發現了這些問題。他同毛澤東一起糾“左”，批評共產風、浮誇風、高指標等。但在本是繼續糾“左”的廬山會議上，由於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陳述了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及其經驗教訓的看法，有的提法比較尖銳，被認為是右傾機會主義，會議由糾“左”轉為反右。劉少奇也參加了會議。
廬山會議後，全黨開展反右傾運動，經濟建設又一次掀起蠻幹狂潮，進一步加劇了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對國民經濟破壞的惡果。這是他始料未及的。
第四，帶頭到湖南農村調查，在七千人大會上對經濟困難原因作出尖銳分析。
廬山會議後“全面躍進”的後果在1960年上半年顯現出來。國民經濟出現令人震驚的滑坡，農業主要產品產量嚴重下降。黨中央採取緊急措施解決糧荒問題，同時要求幹部改變作風。毛澤東提出將1961年作為實事求是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劉少奇帶頭到湖南農村調查，住老鄉家，睡門板，鋪稻草，深入群眾瞭解情況。經過44天調查，劉少奇瞭解到辦食堂完全脫離群眾；大鍊鋼鐵，山林基本砍光；拆房子搞居民點，老百姓怨聲載道。特別是發生的饑荒，使他的心情非常沉重。
他不斷誠懇地表示：這次回來，看到搞成這個樣子，中央有責任，要向你們承認錯誤。這次教訓很深刻，要子子孫孫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社員群眾回答造成困難的原因，說天災有，但是小，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個看法令他震撼，也使他更為清醒。
貫徹經濟調整“八字方針”一年多，農村形勢日益好轉，但城市形勢依然嚴峻。為解決各級幹部對調整工作的不正確認識，推動“八字方針”的落實，中央決定召開七千人大會。劉少奇負責起草大會主題報告，並作主旨講話。
他談到1958年以來黨的工作時指出：總的來說，成績是第一位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但不能說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與七個指頭的關係。有些地區的缺點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湖南農民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能缺點錯誤是主要的。他強調：要實事求是，就要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從實際出發來制定政策。這還要有勇氣，沒有勇氣就不敢實事求是。他號召全黨發揚毛澤東提出的“五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堅持真理、堅持實事求是。他的報告和講話，對廣大幹部從“左”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起了重要作用。
第五，殫精竭慮主持調整，對經濟形勢有了更深入分析和清醒認識。
七千人大會後，為貫徹落實經濟調整要求，劉少奇主持召開了小範圍的西樓會議。他說：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目前是一個困難的形勢，類似非常時期，就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陳雲在會上全面分析財政經濟上的困難，提出了克服困難的意見，有的說法也很尖銳。
一些負責人不同意西樓會議對形勢的估計，對陳雲的看法有議論。為了進一步統一思想，劉少奇又主持召開了100多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五月會議。劉少奇在會上說：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麼樣？應該說是一個很困難的形勢。從經濟上看，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我們對困難的認識遲了一點，在城市裡，在工業中間，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目前這個形勢不扭轉，國民經濟要崩潰。我們應當充分估計當前的困難，以及還沒有想到的困難。要準備迎接困難。
會議還研究了大幅度精減城市人口，關停並轉部分工廠企業，調整計劃指標等力度很大的落實措施。他還針對一部分人提出這樣調整是否太消極的疑問，指出：我們減少這麼多城市人口，關這麼多廠，指標調低，不是消極的。縮短工業戰線，是為了加強農業戰線。只有這樣，才能阻止經濟狀況惡化。這樣的步驟是當前所能採取的最積極措施。我們有這個本事，經過努力，把當前困難逐步克服。會議還提出了包產到戶問題等等。
第六，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革命信念，為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奮鬥終生。
歷史的發展不可能筆直又筆直，我們黨探索民族復興的道路也經歷了曲折和挫折。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是黨領導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民族復興事業的一個節點。
從劉少奇開展工作的指導方針來看，一方面，他很難不陷入“左”的漩渦；另一方面，又繼續探索經濟體制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這是正確和比較正確的。在這曲折而艱辛的探索中，劉少奇作為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披肝瀝膽，嘔心瀝血，奮鬥終生。
在“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遭到巨大屈辱和嚴重迫害，於 1969年 11月含冤去世。在最艱難的時刻，他仍然以一名共產黨員的高度責任感，向中央建議“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並堅信“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黨和國家歷史新的一頁。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平反昭雪，並高度評價了他的光輝一生。全會發表的《公報》指出：劉少奇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幾十年來一貫忠於黨和人民，把畢生精力獻給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結語
回顧劉少奇一生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建立的卓越功績，可以這樣認為：
劉少奇是堅定的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在對敵鬥爭中立場堅定，堅貞不屈；在革命緊急關頭，不避艱險，到最困難的地方去挑最重的擔子；在民主革命時期，不懈地同黨內的“左”和右的錯誤進行堅決鬥爭，是黨的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
劉少奇是中國工人運動的主要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他善於把黨的政治任務同工人群眾的切身利益緊密結合起來，竭力倡導重視工會組織作用，提高職工群眾覺悟，組織群眾進行有成效的鬥爭，為我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建立了不朽功勳。
劉少奇是締造新中國的重要領導人。他積極參與制定和貫徹執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決主張把黨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集中力量提高社會生產力；在國家困難時期，為貫徹落實調整國民經濟正確方針作了巨大努力。
劉少奇是我們黨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一貫重視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勤於調查研究和總結經驗，並且善於把實踐經驗提升到理論高度。他提出的許多理論觀點和思想原則，是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組成部分。
劉少奇是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理論的奠基人之一。他為把我們黨建設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為捍衛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純潔，為鞏固和發展黨的隊伍，為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為確立黨的生活的基本準則，為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繫，付出了畢生精力。
劉少奇永遠活在我國各族人民的心中。他為民族解放和民族復興事業立下的豐功偉績，銘刻千秋。
（作者石仲泉，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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