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這一家喻戶曉的稱謂，細算起來也只有103年的歷史，其創始人就是梁啟超。
在梁啟超創立中華民族一詞之前，中國人基本上沒有現代的民族觀念，甚至連“民族
”一詞也沒有使用過。習慣上所說的“華夏”、“漢人”、“唐人”、“炎黃子孫”，乃至外國人將中國稱之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稱謂。所謂“華夷之辨”、“夷夏之防”，集中反映的也是一種相對狹隘的樸素的種族意識。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救亡圖存的熱潮迫使先進的思想家去重新思考許多問題。在“保國、保種”的呼聲中，嚴復的《天演論》傳遞出一種世界民族之間相互競爭的族群理念，從而使國人意識到“合群”的重要性。遺憾的是，嚴復沒有進一步介紹西方的民族主義理論。梁啟超則沿著嚴復“保種”、“合群”的思路，漸漸以現代民族主義理論來思考問題。1898年秋他流亡日本之後，比較系統地研究了歐洲的民族主義論著，並結合中國的實際，在民族問題上提出了許多新見解。1899年，梁啟超在《東籍月旦》一文中，通過對歐洲世界史著作的評介，破天荒地使用了“民族”一詞。隨後，他又從民族進化和競爭的理念出發，大膽提出了民族主義是近代史學的靈魂。他在《新史學》一文中明確指出：“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這裡所謂的人群進化，實質上也就是民族進化。梁啟超的民族觀念已經開始上升到理論層面。
1901年，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國民族”的概念，並將中國民族的演變歷史劃分為三個時代：
“第一，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是為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競爭、自團結之時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統一後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繁賾、競爭最激烈之時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
梁啟超在這裡反覆用了三個“中國民族”，而且從宏觀上勾勒出三個時期的不同特點，顯然是經過了較長時間的思考之後得出的結論。在“中國民族”的基礎上，1902年梁啟超正式提出了“中華民族”。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先對“中華”一詞的內涵做了說明。其雲：
“立於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為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餘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
接著，梁啟超在論述戰國時期齊國的學術思想地位時，正式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其雲：
“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權思想者，厥惟齊。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
由“保種”、“民族”到“中國民族”，再到“中華”和“中華民族”，梁啟超基本完成了“中華民族”一詞的創造。這是目前所見到的關於“中華民族”的最早詞彙，一直沿用到了今天。不過，梁啟超在具體使用“中華民族”一詞時卻比較混亂，有時指漢族，有時又指中國的所有民族，直到1903年其發表的《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中，才清晰地賦予了較為科學的內涵。其稱：
“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族是也。……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
1905年，梁啟超又寫了《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從歷史演變的角度重點分析了中國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並斷然下結論說：“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啟超真正完成了“中華民族”一詞從形式到內容的革命性創造。這就是，中華民族指中國境內的所有民族，漢滿蒙回藏等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由於梁啟超崇高的地位和影響，“中華民族”一詞一經提出，就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在留日中國學生所辦的報刊當中，無論是《浙江潮》、《江蘇》、《二十世紀之支那》，還是《民報》、《國民報》、《童子世界》，都對民族主義以及中華民族的含義展開了討論。楊度這些很有水平的思想理論家也加入到討論的行列當中，發表自己的真知灼見。楊度在1907年發表了《金鐵主義說》一文，對中華民族的含義進行了詳盡的解說。楊度的高明之處在於超越民族的血統意識，提出中華民族與其說是一個種族融合體，不如看作是一個文化共同體。文化的一體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
孫中山、章太炎這些革命黨人從“革命排滿”的立場出發，本來不大關心民族融合問題，但在梁啟超、楊度這些大學問家的影響下，也不得不思考民族團結和民族平等的問題。隨著中華民國的創立，孫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理論，進一步將現代民族主義落到了實處。中華民族多民族共同體的理念漸漸深入人心，成為國人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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