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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們都知道《道德經》是老子的兩本書，分上下冊上半部叫《道》下半部叫《德》合稱《道德經》，但根據漢墓出土的竹簡記載是《德》在上《道》在下，應該叫《德道經》，現代人看《道德經》是反的無異於歐陽鋒逆練《九陰真經》。

第二，堯舜禹作為上古大賢大德的典範，採用禪讓制，是幾千年來中國人都向往的大同社會，但根據《竹書紀年》《韓非子》等的說法，堯舜禹之間並不是友好和平的禪讓，而是通過流血事件的上位，根據《竹書紀年》的說法，舜發動叛亂趕走了堯，大禹利用自己治水的威望另各部族首領臣服自己，囚禁了舜，並且傳位給自己的兒子啟開創了家天下，《韓非子》也提到了類似的說法。

第三，我們上小學時學的司母戊大鼎經證實應該是後母戊大鼎。司母戊鼎是郭沫若考證出錯的叫法。

第四，四書五經中的《尚書》在明末清初之時就有學者懷疑是假的，經過多方考證是宋代一位南方的秀才為了提高知名度而偽造的，真正的《尚書》早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之時就已經失傳了，後來雖然在曲阜孔府中找了真正的《尚書》結果又因晉朝末年的動亂而失傳了，現在的《尚書》是偽造的。

SHRIKEI

下面說的這個案例跟「月球上能看見長城一樣」，曾經誤導我們幾十年，而近些年被完全推翻的「歷史常識」。

我國史前的仰韶文化的半坡、姜寨遺址中出土過很多「尖底瓶」：

馬家窯文化中的尖底瓶：

我記得小學時代的歷史教科書，說這種「尖底瓶」是汲水器：

歷史課本中以此讚揚中國先民是多麼的「智慧與聰明並重」。

這種說法流傳了幾十年之久，一直堂而皇之的寫在中國歷史課本上。

甚至被編入了1987版的《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成就》等多部談論中國古代科技史的著作中。

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半坡博物館的兩個學者孫霄和趙建剛做過兩次實驗,發現「汲水器」完全是無稽之談：

• 1988年，先是拿半坡的十二個尖底瓶,做過一次實驗。

• 1989年，又用七個等比復原的石膏模型，在北京與北京大學力學系的專家王大鈞等做過一次實驗.

下面我只說孫霄和趙建剛第一次做的實驗論文：

實驗用半坡、姜寨的十二個尖底瓶。在流動的水、靜止的水兩種環境下做的力學實驗顯示，根本就無法打水：

這篇發表於1988年論文，有很多測量數據和力學數據我就不引用，我只引用圖：

而且有的尖底瓶打滿水根本不會豎起來，而是沉下去，用繩子一提口朝下，水都倒光了：

但孫霄和趙建剛在論文中推測尖底瓶是古人的背水器：

但是問題我們的原始人同志造「尖底瓶」，即便符合人體工程學，他們如果要背累了，要休息一會怎麼辦？難道是在學少林寺十八銅人練功？

後來，半坡博物館的孫霄又提出了多種猜測，包括其他學者研究，尖底瓶的作用有以下幾種結論：

「汲水器」已經被實驗否定，那尖底瓶是不是都是「欹器」呢？

孫霄後來提出的【侑卮[yòu] [zhī]說】：「侑卮」也即「虛則欹、滿則覆」的「欹器」：

《太平御覽》曰：「殷有盤銘,周有欹器」，「欹器」只出現周代的階級社會王朝時代，用以警告統治者謙虛不要自滿。

史前的部落遺址中「尖底瓶」非常之多，一挖一大堆，難道家家戶戶都要在家裡擺一個「欹器」？而且不止擺一個？

另外，而且仰韶晚期的尖底瓶，口非常之小，只能伸一個管子進去，顯然不是用來裝水的：

圖片引自吳耀利——小口雙耳尖底瓶不是“侑卮”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在線http://news.hexun.com/2012-09-24/146193338.html

另外，這種沒有「耳」無比細長的尖底瓶，既不能「汲水、灌溉」，也不能裝水當「欹器」：

灌溉澆水可以細水長流，關鍵是灌水時候得多費時間？

那有些猜測說「尖底瓶」是「葬器」是怎麼回事呢？

前幾天我在回答「人面魚紋陶盆」說過史前到戰國的「兒童甕棺葬」，使用一種尖底的罈子插在土中：

但這種罈子不是完全是尖底的，仍然可以放置：

所以，「葬器說」說的是這種比較大的尖底罈子。

綜上，「汲水器、灌溉器、欹器、葬器」這些說法都有很大的漏洞，而且沒有一般性，能解釋個別尖底瓶，不具備完滿解釋所有的尖底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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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下「酒罈說」和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禮器說」。

結合古文字以及最新的考古成果，應該說「尖底壇」就是「酒罈子」這個解釋最有說服力。

「酒」的初文為「酉」，「酉」甲骨文象形「一隻酒罈子」，從金文、甲骨文的字形來看，這個「罈子」是一個「尖底罈子」：

以前說過：漢字造字一定是以事物的「典型常態」造字，才能察而見義，一看即明，文字才有約定俗成的可能性。否則，在史前時代，文字是很難成為一種社會性的符號。

「酉」字的兩個甲骨文，就對應尖底瓶幾種基本形態，「酉」字的典型常態抓取得非常完美：

古文字的「酉」幾乎完全對應尖底瓶：

• 無耳和有耳，

• 細頸和坡頸。

那麼，古代的尖底酒罈怎麼放置？

其實有一個基座，或者插在土裡。

所謂，一圖勝千言：釀酒用的尖底瓶這種東西不止中國有，在人類各種文化中都存在。

古埃及圖坦卡蒙時代的敘利亞人用蘆葦管喝尖底瓶裡的酒，尖底瓶下有一個安置的底座：

埃及新尖底瓶放在一個木架子上：

• http://www.kaogu.cn/cn/kaoguyuandi/kaogusuibi/2013/1025/34784.html
  
• http://www.kaogu.net.cn/html/cn/kaoguyuandi/kaogusuibi/2013/1025/34784.html
  

所以，尖底瓶就是「釀酒」「裝酒」以及「儲存、運輸」酒用的，漢字「酉」的描述非常傳神，這一點古埃及、古希臘的文物上圖畫已經能夠證明。

而且仰韶文化中也有尖底瓶的陶座出土，只不過當時考古工作者沒有注意，半坡考古發掘報告當時猜測為「器座」，不知道如何歸類：

基座就是這樣使用：

這種基座就是配這種又長又細又尖的瓶子：

仰韶的基座與古埃及、古巴比倫文物圖畫中的使用方法完全一樣：

「尖底瓶」的小口和尖底設計是為了更好的密封，一部分也可以埋入地下，保證一個恆定的溫度，讓酒更快的發酵，同時更有效率的沉澱、澄清，不讓酒酸敗。

但是，這個結論有一個很大的BUG是：

第一，目前我國釀酒史之可以追溯到4000-5000年龍山文化時代（夏初），而尖底瓶大規模出現在距今5000-7000的馬家窯文化、仰韶文化。

第二，如果尖底瓶是酒罈，表明史前時代釀酒規模十分龐大。

有的學者如《中國釀酒科技發展史》一書的作者，就不同意「生產力低下」的史前時代，會這樣大規模的釀酒：這種論斷也就是所謂的「農業基礎論」：先有農業後有酒，糧食剩餘才有酒。

最新的考古學已經將這兩點完全否定：

第一，河南賈湖遺址發現的裝酒陶器殘片，將人類釀酒歷史提前到8000-9000以前。在這之前最早伊朗發現過5400年前的酒（這是主持賈湖遺址發掘的張居中教授，與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帕特里克·馬克高文合作的研究成果）。

第二，新石器時代的華夏先民農業收穫，並不是我們今天想的那麼low。比如：

• 距今5000-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遺址中，發現的炭化稻殼總量達150噸。
  

• 距今7000-8000年前的河北磁山文化遺址中，發現幾百個裝有炭化粟窖穴，經過估算貯存的粟可達10萬斤以上。
  

第三，從賈湖遺址的發現來看，人類的釀酒並不是基於農業剩餘的：

• 賈湖先民不是因為稻穀大量剩餘才用來釀酒，而是將僅有的少量的稻穀用於釀製米酒。
  
• 考古發現揭示出賈湖古酒產生的背景，與農業沒有必然的聯繫，賈湖先民是在採集野果、捕魚為生的條件下，種植少量的稻用於釀酒。
  
• 甚至可以認為，賈湖先民完全不以農業為生，種植糧食很可能就是專供釀酒原料之用。
  

正所謂「無酒不成禮，無酒不成祭」，中國先民用裝酒瓶子祭祀，漢字「奠、尊」就是描述的用酒祭祀，這也就是蘇秉琦先生的「禮器說」。

漢字中從「酉」的字都很「酒」或者發酵食品有關，也說明「尖底瓶」設計用途是為了酵、釀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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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小學課本稱半坡「尖底瓶」是古代先民發明符合重力原理的逆天汲水器，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已經被實驗完全否定。

史前文化遺蹟中發現的眾多的尖底瓶，最合理的解釋是釀酒用的器具，古今中外的很多史料都可以證明。先民用尖底瓶裝完酒以後，用來裝水，進行沉澱也是很合理的。

最先的賈湖遺址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將人類的釀酒的歷史上推接近一萬年前。賈湖先民並非是以農業為主，而是漁獵社會，釀酒用穀物是他們採集而來的。

所以，「釀酒」不是像早前的學者認為那樣「先有農業後有酒，糧食剩餘才有酒」。

仰韶先民完全可能有大規模的釀酒，所以尖底瓶才這麼普遍。

小漢字見大歷史

最為典型的應該是睡虎地秦簡了，實際上考古界並不缺乏改變歷史常識的考古發現，不過很多常識都屬於史學界認知的常識，民眾並不一定了解。而睡虎地秦簡的發現，改變了一個連普通群眾都知道的一個歷史常識。

說起農民起義，第一個想到的肯定是陳勝吳廣，大雨失期，按秦律當斬，這群人因為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既然左右都是死，何不反了他，或許能夠獲得一線生機，於是眾人造反，擁陳勝和吳廣為頭領，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大澤鄉起義，劉邦也遇到了類似問題，他的做法是解散眾人，各奔東西，他自己逃到山上，亡命天涯。但很多人因為無處可去，願意跟隨劉邦，這樣劉邦建立威信，拉起了隊伍，最後經過一番運作，奪去了江山，成為西漢開國皇帝。《史記》對此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大家對此也都深信不疑，但是，睡虎地秦簡的發現，徹底改變了這一全國人民都知道的常識。大澤鄉起義

睡虎地秦墓竹簡，又稱睡虎地秦簡、雲夢秦簡，是指1975年12月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簡，其內容有很大一部分是秦始皇時期的秦法，這些書簡是從秦朝一個叫喜的官吏墓中發現的，按照這些出土的的法律條文，像程勝吳廣他們這種因為大雨晚到幾天，根本不會殺頭，只是丈二十而已，這在秦朝，應該是很輕的處罰。我們都被司馬遷給忽悠了，古代農耕文明是以人為本，國家實力很大一部分取決於人口數，所以古代非常注重人口發展，像這種不可抗力因素也要殺人，豈不是自己削弱自己。如果秦朝真的制定這樣的法律，那豈不是有點過分腦殘了。適當懲罰是可以理解的，為的是避免有人找理由故意拖延，但是如果沒有睡虎地秦簡，就算這麼簡單的事，我們也不會去費心思研究，因為司馬遷時代距離秦朝滅亡時間很短，而且《史記》的真實性還是有口皆碑的，根本不會懷疑司馬遷故弄玄虛。

在考古界，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不勝枚舉，以睡虎地秦簡為代表簡單敘述一下，主要是讓大家瞭解考古工作的重要性，證史，本身就是考古學的眾多目的中的一個。

山野論史

答：我來說一個。

由於司馬遷是“史界太祖”（梁啟超語），其以“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錢謙益語），即《史記》裡所記載的許多事件往往被後人當成了歷史常識。

但是，必須要注意到，司馬遷屬私人著史，所據史料有限，對於某些歷史事件，考據不足，考證不力，偶會出現錯漏或混亂現象。

比如，在寫張儀和蘇秦這兩個縱橫家事蹟時，就出現了時空錯亂。

在《史記》的記載裡，蘇秦和張儀都是隱世神人鬼谷子的弟子，兩人是同窗好友，結伴學藝。但蘇秦先出山，在各國間遊說，推行合縱策略，最終佩帶六相國印，壓得秦國十五年不能動彈。張儀後來出山，蘇秦暗中助其入秦，然後師兄弟互相鬥法，在戰國大舞臺上同臺演出，一個推行合縱、一個推行連橫，為世人傾情奉獻上一幕幕精彩絕倫的歷史超級大戲。

因為司馬遷妙筆生花，蘇秦和張儀師兄弟鬥法的故事繪聲繪色、引人入勝，很快就成為了老百姓津津樂道的話題，漸漸地成為了歷史常識。

但是，1972年山東銀雀山發掘出土了竹簡本《孫子兵法.用間》、《呂氏春秋.知度》；次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又出土了帛書本《戰國縱橫家書》。

兩地的出土文物均證實了一個結論：蘇秦和張儀並非同一時代的人，兩人同臺對決，爭相鬥法的故事，註定是“關公戰秦瓊”——現實中根本不可能發生。

以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本《戰國縱橫家書》論，該書共二十七篇，其中有十一篇是蘇秦上燕王或趙王書，細看內容，便知蘇秦是為燕而仕齊、最後導致齊亡而興燕的關鍵人物。

即蘇秦所生活的時代乃是燕昭王與齊愍王明爭暗鬥爭的年代，與蘇秦同臺競技的是孟嘗君、李兌、周最等人。

而張儀是效力於秦惠王的縱橫家、外交家和謀略家，與公孫衍、陳軫等人同一時代。

細算起來，蘇秦至少比張儀晚生了三十多年。

另外，《戰國縱橫家書》中的蘇秦上燕王或趙王書均不見於《戰國策》、《史記》等傳世的古籍，據此判斷，這些書信都是司馬遷沒有見過的，所以才會鬧出“蘇、張受學於鬼谷子，後來互相鬥法”的烏龍。

事實上，《荀子.臣道》曾經把“齊之蘇秦”比擬成“秦之張儀”，細心點品味，就可以知道張儀出道比蘇秦早，才會出現以後者比擬成前者的現象。

可惜，司馬遷並沒有注意到。

覃仕勇說史

賈湖骨笛，本來就在考古圈裡很有名氣的它，隨著《國家寶藏》的播出，更是揚名天下。

這件文物的發掘，一下子就把人類音樂文明史，向前推到了七千到九千年前。這件骨笛上的七階音律，也否定了由國外傳入中國的說法。

祗樹

有句話叫：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很多時候確是如此，因為人們更相信他們願意相信的事情，所以很多歷史真相反而變得撲朔迷離。歷史由於時間推移，真相被洇沒在歷史的洪流中，但是由於不斷的史料出土往往使得我們一貫認為的真相變得經不住推敲。

一

根據科學思維，任何事情都需要講證據。但是歷史由於時間的久遠，往往缺乏證據，比如說商朝的存在。

雖然史料和古籍上記載的商朝是真實存在的，但是並沒有實際的證據證明，這就使得很多人否定商朝的存在。一直到清朝末期，有一個叫王懿榮的人偶然去中藥鋪去買中藥，他發現一個叫龍骨的藥材。

他覺得很奇怪，於是翻開中醫典籍，發現並沒有這個藥材，於是他研究了這個叫龍骨的東西。他驚奇的發現，每一個龍骨上居然都刻有類似文字的東西。

經過認真的研究和推導，他確認龍骨上刻的圖形就是文字。這就是甲骨文第一次出現的世人的面前。

因為殷商時代的人們，會把占卜的文案刻在烏龜殼或動物的骨頭上。甲骨文是中國的一種古代文字，被認為是現代漢字的早期形式，有時候也被認為是漢字的書體之一，也是現存中國最古老的一種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稱契文、龜甲文或龜甲獸骨文。甲骨文為一種很重要的古漢字資料。

在文化價值的同時，其實還有史料的價值。由於甲骨文的出現，導致到後來殷墟的發現。

使得殷商的存在具有了第一手的證據，使得很多人認為殷商的存在只是傳說的言論被推翻。

二

我們再講一個案例。根據史籍的記載，縱橫家，蘇秦和張儀是同時代的，他們一同推進合眾連橫的策略，並且他們都是鬼谷子的徒弟。

千百年來這個問題似乎並不是問題。但是1973年，馬王堆考古發現《戰國縱橫家書》，這是一部類似《戰國策》的書籍，但是二者卻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比如根據戰國縱橫家書的記載，蘇秦和張儀根本不是同一時代，蘇秦要比張儀晚玩20年。

也就是說，我們很多人認為蘇秦是大師兄，但實際上根據目前的新的出土資料證明，張儀才是大師兄。

這就使得人們對於縱橫家蘇秦和張儀的一貫認知被推翻。

三

我們再舉個例子，我們現代人都知道，孫武和孫臏是兩個人。

但其實在古代，千百年以來，很多人認為孫武就是孫臏。

雖然太史公的《史記》裡面記載，孫臏是孫武的後代，但是由於《孫臏兵法》的失傳，使的這個說法一直被後人質疑。

比如有人認為孫武就是孫臏，又有人認為孫子兵法是孫臏寫的，甚至是曹操寫的。

但是由於1972年銀雀臺的考古，同時發現了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不僅使得孫臏兵法第一次出現在世人的面前，同時也有力地證明，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是完全不同的兩部書，同時也證明了太史公的《史記》是正確的。

這也就推翻了千百年來人們對孫武和孫臏是一個人的推測。

實際上很多歷史，很多人物，由於史料的缺乏，往往使得真相變得模糊，但是由於不斷的考古發現會推翻人們很多習以為常的認知。

就好比有人說歷史沒有真相，只殘存一個道理。

中華鬼谷子智囊團

這裡來說說均田制。這是一種存在於北魏到唐朝的土地分配製度；概括起來，包括這樣幾個方面：

• 一夫一妻田百畝——再窮的人，也要有田種。
  

• 100畝地中，口分田80畝；這些田，死後不能傳給子女，要交還給政府，政府再分配給需要的人。
  

• 餘下20畝，一開始叫桑田，到了唐朝叫永業田，其實還是桑田，可以傳給子女。為什麼桑田可以呢？因為桑樹長得慢，一代人的時間裡，還不能完全長好，如果政府要收回，就沒人認真種桑樹，養蠶寶寶了。
  

這個制度最大的特點，就是

上世紀20、30年代的時候，很多數學者不相信一個古代的政府，一個落後的封建王朝，竟然能把這樣的事情做起來。比如，日本學者鈴木俊提出了這樣的認識：唐朝的時候，這些田其實本來就是農民自己的；只是以口分田、永業田的名義登記，政府根本不可能給每家每戶授田。這種說法在當時很有代表性。（見鈴木俊《關於唐的均田法和唐令的關係》，徐少舉、李文益《唐代“私田”研究綜述》）

要之，二十世紀30年代前後，不少學者都不相信唐朝真的會把土地分配給農戶。

然而，隨著對敦煌、吐魯番戶籍文書的深入研究，學者推翻了這一認識。大家終於認識到，均田制是真的施行的一種制度，只是對於各種細節還有許多爭論——比如實行的範圍和程度，什麼時候開始消亡啦。就是說，政府真的在給普通農戶授予土地：

上圖截取自池田溫《唐代敦煌均田制考察之一——以天寶後期敦煌縣田簿為中心》，是當時普通人戶獲得土地的記載——其中，田四十畝、二十畝、三十六畝不等，即敦煌縣授予均田農民的土地。池田溫還整理了文書所見八世紀敦煌的土地授予情況：

換句話說，如果不是敦煌、吐魯番等地文書的出土，很多學者可能至今依然不相信，一個古代政府竟然真的可以在基層執行均田制，給普通農戶分配土地。

在野武將

我說一個可能不太合適，不過也算沾邊吧。

史記和阿房宮賦都敘述了宏大的秦阿房宮，以及項羽火燒的事情。

而考古發掘確定了阿房宮就是一個爛尾工程，從頭到位只有兩個夯土臺基，並且沒有被火燒的痕跡。反倒是秦咸陽宮發現了大面積被火燒過的遺址。

這也算是個不大不小的誤會吧

拿史實講證據

本來按照《史記》的說法，蘇秦張儀是師兄弟，在同時代分別合縱連橫，同臺較量。

然而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戰國縱橫家書》，卻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說法，其實蘇秦活躍的時代晚於張儀。電視劇《大秦帝國》就採用了這種說法。

再講一個證明了《史記》正確性的例子。《孫臏兵法》，《史記》記載孫武與孫臏各作兵法，但是《孫子兵法》傳世，《孫臏兵法》卻無人見過，以至於人們認為《孫臏兵法》並不存在。而1972年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孫臏兵法》重現世間，證明了《史記》的正確性。

攸揚拾羽

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

搞清楚什麼是歷史？什麼是歷史書？您就清楚了；

歷史：過去的事實；

歷史書：記載和解釋作為一系列人類進程歷史事件的一門學科文獻；

歷史，除非您親身經歷，否則您只能從歷史書中瞭解過去的事實；

既然只能從書中瞭解；

1.歷史書要求有文字吧？

那沒有文字之前的歷史呢，只能根據出土文物來判斷；

2.既然是書，這位寫書人，有政治立場或受到統治者影響；

呵呵...!

一旦有了政治立場或受到統治者的影響，歷史書就不會那麼客觀；

出土文物更能反映當時的社會情況；

3.戰爭或政治導致原始文獻銷燬或丟失；

根據遺留的隻言片語修整、修復整理成歷史書；

深埋在地下的文物，只要不破壞，講成為歷史永遠的見證；

關鍵字: 文化 因新 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