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後，隨著“農業學大寨”運動大潮的不斷低落並最終止息，陳永貴辭去了國務院副總理職務，這個從山西來的農民在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後，又變成了一個普通老百姓，在京城開始了晚年的閒居生活。
堅持搬出原來的大院
陳永貴辭去職務後，黨中央對他的生活待遇作了合情合理的安排。據說，是胡耀邦親自發話，說陳永貴年紀不小了，就不讓他回山西老家去了，就留在北京住下來，按行政13級(當時的高級幹部最低一級)發給工資，保留汽車，警衛員、司機、炊事員都繼續留下為他服務。
開始時，他仍然住在北京交道口附近的那座四合院裡。日子非常清閒，他也不急於把老伴、兒子搬來。但沒有任何工作了，心情苦悶，整天坐在家裡，愁眉苦臉，唉聲嘆氣。過去一閒下來就回昔陽、大寨看看，現在山西省正在搞“清查”，他不便再回到他熟悉的太行山裡去。
很快就到了1980年年底。陳永貴心上的火氣慢慢地散發了，他冷靜地想了想，願意接受中央的善意安排，把老伴接來，在北京安家，把心愛的幼子接進京來上學。他一輩子沒有完全摘下文盲帽子，他希望兒輩能在北京上個好學校，將來上大學。他給老家去信作了一些安排，要求把家裡沒吃完的糧食分給社員們，幾口盛糧食等物的大砂缸都交公歸隊。同時讓他的老伴宋玉林，趕在春節前把家搬來北京，讓小兒子陳明亮轉到北京的學校上學。
安排了這一切之後，他就向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提出搬家的要求。不擔任領導職務了，就不再住這個大院了。國管局先是回了話：此事已請示了中央領導，中央領導同志指示不要搬了。可陳永貴堅決要搬，“不在其位，不享其祿”。他把這句老話時常掛在嘴上，三天兩頭打電話去催，讓警衛員去講。最後國管局分配給他一座部級高幹公寓樓的一套居室。1981年春節剛過，陳永貴舉家搬出交道口那座院落，住進了木樨地一座公寓樓的一套房子。
住所成大寨人進京的落腳站
陳永貴對自己要求嚴，中央給他配有轎車和司機，但是他除了上農場辦公事，私事一律不許用，老伴、兒子都不許用這車。平時，陳永貴常常是一個人去擠公共汽車，更喜歡乘地鐵。
有一次，陳永貴提上籃子上一家國有菜場去買菜，售貨員抬頭一看，不禁喊了聲“是永貴大叔！”菜場的經理就拉上他進店裡坐坐。陳永貴也樂意跟老百姓聊聊，就隨他進了店裡坐下來，喝茶閒聊。 售貨員從後院裡撿出一籃子十分新鮮的蔬菜送上來，經理說：“這算我們店送給你老的，分文不收。”陳永貴說：“給了好菜，再不給錢，可就太特殊化了！”他忙撂下錢，轉身就走。經理和售貨員送到門外，喊著：“往後多來！”可陳永貴再也不敢進那家菜店。他說：“賣菜的是好人啊！可太客氣了。咱不能再去給人家添麻煩哩！”
搬到木樨地的公寓樓上後，沒有森嚴的警衛了，見人方便了，昔陽、大寨的親友故舊，進京來都要來看他。他那12層樓上的房子就成了昔陽、大寨人進京的落腳站。凡是因公來京的，路費宿費可以報銷的，就去住旅館；因私的，或看病，或辦點私事的，沒有人給報住宿費，統統留在家裡住下來，床不夠好辦，好在客廳裡有公家配的地毯。除了安排住宿之外，鄉親進了家門，陳永貴便要陪著喝上幾盅，席間他也向來人問問家鄉的人和事。
他熱情地幫助家鄉來人，也寄託了他的思鄉情懷。他一直思念著大寨，思念著鄉親們，也曾幾次想回鄉看看，可都沒能成行。回去一趟只一夜火車就到了陽泉，再坐幾十裡汽車就到了大寨。可這趟路對於他也是很不容易走哩。回去了，有些人見不見？有些話說不說？反過來倒過去地考慮，最後還是咬咬牙算了，不回去了！1986年3月26日，陳永貴在北京醫院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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