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貴同志，姓陳。建國初期，在環境非常惡劣的大寨村，永貴同志帶領當地農民艱苦創業，從山下用扁擔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當地民眾的生活。他艱苦奮鬥的事蹟被最高首長肯定，最高首長（主席）號召全國要“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
永貴同志曾一度是農業戰線上一面耀眼的旗幟，後來又成了政壇上一位風雲人物。
1973年秋季，永貴同志奉調進京工作，擔任重要職務，是副國級。
進京之初，永貴同志住在京西賓館。一輩子愛土地、愛勞動的他每天很早起來，自己動手疊被、掃地、洗衣、泡茶、警衛員搶著要做，他卻說：“我又不是沒有長手。”
永貴同志艱苦樸素、勤謹節約。京西賓館走廊上的燈亮到天明，他覺得浪費，就將燈關熄，服務員又把燈打開，他又去關掉。
幾個月之後，辦公廳統一安排，為所有的從地方選上來的委員（副國級）在釣魚臺安排了一套房子，於是大家都搬了進去。
一九七四年十月末，永貴同志從京西賓館搬進了釣魚臺國賓館。住在三號樓二層一個三間大套房裡。
三號樓雖說寬敞、舒適，可是對一生愛土地、愛勞動，整天想著怎麼種好地、多打糧食的永貴同志來說，越住越覺得不是滋味。住了二十來天，他就到西藏走了一趟，又找了一個機會回大寨住了二十來天。
由於這裡戒備森嚴，門口有警衛，裡面還設了崗哨，其他人不能隨便出入，永貴同志與來京的老鄉也見不著了。對此，他很不習慣，認為這樣很不好。
一次，永貴同志回到大寨。他去看張懷英時，對方問：“在京覺得怎麼樣？”
永貴同志說：“房住得很寬敞，吃得也很好。可是我這個莊稼漢你還不知道？享不了這福。讓我管農業，從書本、文件上我學不來多少東西，只能從人身上、從土地上學點兒知識。可是那裡離地很遠，人一般也去不了，我怎麼工作？我準備給最高首長寫封信，把我的大部分時間還是放在大寨、昔陽、全國各地為好。”
永貴同志還說：“文山會海。我哪是這個料子？這樣長期下去，鄉也誤了，城也趕不上。”
之後，永貴同志在1975年4月，給最高首長（主席）寫了一封信，要求搬出釣魚臺。
在信中，他還提出他的工作計劃：“三分之一時間回大寨、昔陽蹲點，邊勞動，邊工作，邊總結經驗；再用三分之一時間到全國農村有重點地作些調查研究；留下三分之一時間回京學習和工作。這樣一則可以發揮我的長處，二則可提供一些基層情況。”
最高首長接到永貴同志的報告後，大加讚賞。
之後，最高首長在一次會議上表揚了永貴同志。他說：“永貴呀，你那個三三制很好呀！三個三分之一的工作時間分配這就是軍事化嘛！這就是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你提出要搬出釣魚臺，我同意。釣魚臺無魚可釣嘛。”
說罷，最高首長又向到會的其他委員掃了一眼，問道：“其他委員怎麼樣？”
大部分委員都表態說：“感謝最高首長的關懷。我也搬出釣魚臺。”
不過，會後，也有個別人跑到永貴同志的住處，質問他：“你有地方住，搬出去，我住哪？”
永貴同志笑著說： “我也要找地方住，準備搬了，別人我可管不了。”
最高首長說了“釣魚臺無魚可釣”後，大部分委員都主動搬出了釣魚臺。但是，也有幾個人硬是沒搬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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