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贵同志，姓陈。建国初期，在环境非常恶劣的大寨村，永贵同志带领当地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他艰苦奋斗的事迹被最高首长肯定，最高首长（主席）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永贵同志曾一度是农业战线上一面耀眼的旗帜，后来又成了政坛上一位风云人物。
1973年秋季，永贵同志奉调进京工作，担任重要职务，是副国级。
进京之初，永贵同志住在京西宾馆。一辈子爱土地、爱劳动的他每天很早起来，自己动手叠被、扫地、洗衣、泡茶、警卫员抢着要做，他却说：“我又不是没有长手。”
永贵同志艰苦朴素、勤谨节约。京西宾馆走廊上的灯亮到天明，他觉得浪费，就将灯关熄，服务员又把灯打开，他又去关掉。
几个月之后，办公厅统一安排，为所有的从地方选上来的委员（副国级）在钓鱼台安排了一套房子，于是大家都搬了进去。
一九七四年十月末，永贵同志从京西宾馆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住在三号楼二层一个三间大套房里。
三号楼虽说宽敞、舒适，可是对一生爱土地、爱劳动，整天想着怎么种好地、多打粮食的永贵同志来说，越住越觉得不是滋味。住了二十来天，他就到西藏走了一趟，又找了一个机会回大寨住了二十来天。
由于这里戒备森严，门口有警卫，里面还设了岗哨，其他人不能随便出入，永贵同志与来京的老乡也见不着了。对此，他很不习惯，认为这样很不好。
一次，永贵同志回到大寨。他去看张怀英时，对方问：“在京觉得怎么样？”
永贵同志说：“房住得很宽敞，吃得也很好。可是我这个庄稼汉你还不知道？享不了这福。让我管农业，从书本、文件上我学不来多少东西，只能从人身上、从土地上学点儿知识。可是那里离地很远，人一般也去不了，我怎么工作？我准备给最高首长写封信，把我的大部分时间还是放在大寨、昔阳、全国各地为好。”
永贵同志还说：“文山会海。我哪是这个料子？这样长期下去，乡也误了，城也赶不上。”
之后，永贵同志在1975年4月，给最高首长（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搬出钓鱼台。
在信中，他还提出他的工作计划：“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昔阳蹲点，边劳动，边工作，边总结经验；再用三分之一时间到全国农村有重点地作些调查研究；留下三分之一时间回京学习和工作。这样一则可以发挥我的长处，二则可提供一些基层情况。”
最高首长接到永贵同志的报告后，大加赞赏。
之后，最高首长在一次会议上表扬了永贵同志。他说：“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呀！三个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分配这就是军事化嘛！这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你提出要搬出钓鱼台，我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嘛。”
说罢，最高首长又向到会的其他委员扫了一眼，问道：“其他委员怎么样？”
大部分委员都表态说：“感谢最高首长的关怀。我也搬出钓鱼台。”
不过，会后，也有个别人跑到永贵同志的住处，质问他：“你有地方住，搬出去，我住哪？”
永贵同志笑着说： “我也要找地方住，准备搬了，别人我可管不了。”
最高首长说了“钓鱼台无鱼可钓”后，大部分委员都主动搬出了钓鱼台。但是，也有几个人硬是没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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