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北国棉一厂13岁的女工，到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再到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再到两年多之后被“免职”， 后来又自主创业，当上纺织品公司的董事长，吴桂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以过山车的方式上演了跌宕起伏的人生！
1975年1月13日第四界人大一次会议，吴桂贤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时年37岁，是当时国务院第一位女性副总理，也是最年轻的副总理，对于这样的破格提拔，立刻引来全社会的关注。
吴桂贤回忆经过：我这么年轻，就进到副总理这么一阶段。我太年轻了，经验也不足。这时候总理进来了，我一想，不行，我还得去找总理。后来我跟总理说“总理呀，这个候选人名单，那个副总理有我的名字，是不是换一个比我有经验的，我太年轻，经验不足啊”。总理说：“桂贤同志啊，这只是一个候选名单啊，这候选名单，你能不能选上还不一定呢，不换了。”。
吴桂贤：不仅我丈夫理解，连我的父母弟弟妹妹他们都理解。我母亲去（北京）看我了，带着我的一对孩子，和我弟弟。既没给我来信，也没归来个电话，又没发个电报，就来了。来到北京火车站，下了车，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我，就跑到大街上去问警察：“吴桂贤家住在哪里？”，警察一听，吴桂贤也是你们在这问的，就把他们交到北京公安局了，北京市公安局就把他们审问了一番“你说吴桂贤是你们的女儿，你多大了，那一年出生的”。我吗当时就一一跟人家说了。
尽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的工资和粮票其实一直是从西北国棉一厂领取的，每个月67.2元，工资不变。按照当时的规定，在国务院开会，喝一杯茶水要交1毛钱的茶叶费，吴桂贤一开始不懂，知道以后就再也不敢喝茶了。只喝白开水，服务员问她“吴副总理您为什么不喝茶呢”，她笑笑回答“我不爱喝茶，怕睡不着觉”
吴桂贤：第一个月，我单独搬到钓鱼台那吃饭，就花了60多块钱。我后来我那石师傅是河北人，给我送来的粮票不多12斤半，我不知道12斤八两，但是钱一下那么多把握吓了一大跳。
吴桂贤：石师傅是人家给我派过来给我做饭的师傅，我这伙食费恐怕得往下压，这一个月这么高。他说“我们做饭都是这么规定的，两菜一汤都是给你们规定的”，后来有一天刚好吃的是黄瓜，一素一荤一汤，那天有个凉拌黄瓜，我就顺便问他“石师傅这黄瓜多少钱？”，他当时说：“8毛1斤”。我一听，天啊，我在陕西国棉一厂工作的时候，那是几分1斤啊，到下午一撮就是几分钱，这8毛一斤，当时我没说话。我说石师傅“我不爱吃黄瓜，以后你就别给我买黄瓜”，他说：“你们的菜都是指定的地方供应的”，我说不要买黄瓜了我不吃黄瓜，你们还不知道咧，那油也是高价油啊。高价油，我的户口没在那，我户口都在陕西咸阳的嘛。所以老王啊，来探亲的时候去拿医院里买一个酒精瓶，把我和孩子的油，孩子的户口也不再北京，一个人不是4两油嘛。把那4两油票对攒住，弄上油，他来的时候坐火车给我背来。他是后来问了石师傅说油都是高价油。后来他说以后我背来油你就用这油。那时候我们可能一天补助1毛2分钱，1块2毛钱，1块2毛钱，给补助，可能。但是这个补助到不了你本人的手里，就是他掌握，不够你全家自己拿。那我说补助呢还有，结果再加上那我花了多少。后来他们来探亲来了，在那吃那个月你知道花了多少，90多啊，我的妈，我跟石师傅说，石师傅啊，以后你可要给我压伙食（费）了，他说：“拿要保证首长的身体啊，那咋给你压啊。”，我说石师傅：“你知道我拿多少钱吗？”，石师傅摇摇头：“你肯定比我多了”。我问他：“你那多少钱？”，他是八级的师傅，他说他拿80多。我说你拿80多，我才拿67块2。当时石师傅听了以后：“你拿67块2？”，我说：“是啊，你看看，你不把我的伙食费压下来，我每月两个孩子在家，我还要给他们寄40”。从此才压我的伙食，他才知道我的情况，他原来都不知道。
刚到北京，吴桂贤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感到非常不习惯。面对巨大的压力，他经常和一起上来的副总理陈永贵聊天。
吴桂贤：不开会的时候我们俩就一块聊了，就觉得那啥，哎呀，在这上面真是，这头都大了，头都大了。把咱弄到这上头来，这都没法儿下爪，我说也确实，反证现在咱，叫咱学习，咱就跟着好好学习。我说实在的老虎吃天没法下爪。你想我们一个工人，一个农民。我说也是，咱们原来在最基层，现在到这来现在只有好好学习了。
工作半年以后，吴桂贤感到压力大实在是很大，工作不适应。于是向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提出回去工作，周恩来没有同意。但是让她根据毛指示，下去搞调查研究。就这样吴桂贤也和陈永贵一样，实行“三三制”，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会西北国棉一厂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去搞调查研究。
1977年9月，吴桂贤申请回国棉一厂工作，并要求自己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吴桂贤：那时候回去，还是按副总理这个规格给我安排，给我挂了一个车厢，我回去了。我回去，省上，他们也给省上电话，办公厅还去了3个人接我，到车站。接我，当时我记得是晚上，晚上10点多到的，到了以后说先吃个饭吧，我们吃了饭以后就直接给我送回厂了。送回厂我就，一回到厂我一问，因为厂里也接到省上电话说，吴桂贤马上回来，我回去他们都在厂里等我呢。一等我，我下来就问，我一班，梦桃小组上啥班，他们说上夜班，现在正接班。我就叫老王（夫），你回家，领着孩子，因为他去北京接我了。我说你先打扫一下卫生，你们休息，我去上班，我就这样去车间上班了。因为我进到厂了，我就觉得我是工人，只要我进到厂门里，我这个班上着班，我就应该去上班。
1977年9月27日晚上，吴桂贤回到西北国棉一厂，重新戴上工作帽到车间上班。回到厂里，回到工人姐妹身边。吴桂贤说，她心里有说不出的踏实。
吴桂贤：有关领导征求我的意见，你是愿意到省工会，还是愿意到妇联。我哪也不愿意去，我说我觉得在西北国棉一厂，我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我根本那时候就没有考虑什么级别啊，什么工资待遇啊。脑子从来就没想过这样的事情。
吴桂贤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西北国棉一厂，陕西省委后来任命她为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归省委干部。由于吴桂贤工作表现突出，1982年的时候她再次获得了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当选陕西省第七次党代会的代表，1988年吴桂贤南下深圳，后来担任了一家中外合资的印染企业的副总经理，董事长。在1995年的时候，她正式退休。退休以后她和老伴在深圳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过着普通人的平静的生活。不过，吴桂贤也从未清闲，她积极投身于各种公益和慈善事业，一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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