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到1943年，久旱无雨的河南发生了罕见的"中原大饥荒"，造成五百万人死亡，惨绝人寰，举世震惊。"自然灾害"当然是"天灾"，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则主要是"人祸"，衍为当时政治的腐败、政府的严重失职。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
这场大饥荒蔓延的范围，还包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因其恶劣的抗战环境，灾情最为严重。但其他地区，灾情也相当惨烈。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
然而，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
尽管1942年的大旱是饥荒的导火索，但是旱灾本身却无法导致如此严重的饥荒。学者们的研究总结了大饥荒爆发的几个关键因素:战时粮食的减产，中日军队在河南封锁交通线造成的运输困难，1938年黄河决堤后对农业区的破坏，通货膨胀引起的粮价飞涨，强征军粮来供应河南境内的军队，以及政府救灾不力。
随着1941年冬小麦在5、6月份的歉收，河南当地媒体在当年7月份就发出灾荒警报。极端高温和持续无降水天气杀死了通常在六月播种秋季收获的夏季作物，包括高粱、小米、玉米、黑豆和甜薯。1942年河南夏季作物歉收严重，产量只有战前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1942年河南粮食产量比战前平均水平下降了40%。
抗战爆发不到一年，日军占据了河南三分之一的领土。1942年春天旱灾开始时，日军占据着河南111个县中的43个;国民党部队控制着其余68个县，势力范围位于黄河以南，贾鲁河以西和淮河以北的地区。掘开花园口黄河改道，泛滥成灾。河南水利设施的毁坏使得百姓完全无法抵御1942年到来的大旱和蝗灾。
战时通货膨胀是导致大饥荒的另一个因素。张光嗣在1943年夏季被国民政府派到河南视察灾情。根据张的报告，由于旱灾导致粮食短缺，粮价的居高不下使得当地百姓无力购买外省运入的粮食。如果以1937年春天洛阳的消费价格指数为100，到了1941年12月这一数字上升到2029.5，20倍于战前。
中国大陆学者宋致新认为，截至1943年初，国民党政府在河南已累计征收3亿4000万斤小麦用作军粮。这一数目令中央政府2亿元救灾款能购买的2000万斤粮食相形见绌。视察灾情的政府专员张光嗣认为，供给如此众多的驻军对河南百姓而言负担沉重。
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别展开。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针对流民开始实施各种以工代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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