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与长安在周汉隋唐等朝代一直是中国东西方两大都城，两座古都一起撑起了中国古代的辉煌历史，而在这一千多年的“CP”生活中，都城在这两座城市之间的迁徙也似乎成了“家常便饭”，下面小编就带大家一起看看长安洛阳两座都城的“缠绵”！
西安建都的朝代，以周、秦、汉、唐最有代表性。
陕西古代文明展馆
陕历博的陕西古代文明展馆——入口处壁书周、秦、汉、唐四字
而这四个朝代，除了秦，秦短祚而亡，否则是否在后期将都城东移洛阳，尚未可知。
为什么定都关中的朝代，对洛阳这么青睐呢？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关中的四塞地势。
关中地区，成也因其四塞之固，易守难攻，自然是乱世中一宝地。
但是败也因其关山险阻，仅仅依靠关中盆地的农业基础，很难支撑起一个耗费无数的都城。
如果遇到关中战乱，或者天灾疲敝，怎么办呢？
这确实是个不小的问题，王公大臣，饭都吃不上，你说着急不着急。
向南不太可能，秦岭茫茫大山阻隔。向西也是不太可能，只能去茫茫大漠，向北是漫漫黄土高原。只有向东，出了函谷关，就是富饶的关东地区。
从地图上看，出了关中平原，向东走，从中国第二阶梯走向平坦的第三阶梯。首站就是洛阳古都。
同在一个维度带，同样的光热水自然气候，同样的以小麦为主，而洛阳的交通条件就比四塞的关中强很多了。这里有富饶的供给，可以支撑在关中带不下去的国家中枢系统。
因此，周、汉、唐之时，国家一般是定都关中以求安定，中衰之后，关中无法供给，东移国都于洛阳，以求残喘，最终因洛阳无险可守，最终败亡。
长安残破
唐洛阳城复原图
一幕幕这样历史轮回在这条长安——洛阳中轴线上演。直到南方经济发展起来之后，这种政治经济中心分割东西的格局才被打破，伴随着东西对峙变成南北对峙，长安(今天西安)洛阳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没落之路。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首先是周朝，周朝本来是定都周原的诸侯国周国，后来周国迁都沣镐也就是今天的西安，而当周国取代商朝建立周朝时却把首都定在了洛阳，正所谓“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命有在”然而在武王定都，成王迁政的百余年后，周朝首都从洛阳迁到了南郑也是周人的发源地周原，其后又迁犬丘，到了周幽王父子时迁都镐京也就是西安，然而迁都镐京没多久就遭到了西戎的进攻，处于华夏与西戎交接地带的西安甚至等不到东方的救兵就闪电般被攻破了，周幽王也被戎人所杀，于是继位的周平王秉承其祖先“王者立都必居中而应四方”的教诲迁都洛邑。这是中国都城第一次在洛阳与西安之前的迁徙！
第二次是在汉朝，刘邦及开国功臣都是河南人和徐州人，西汉初立定都洛阳，然而当面对天下异姓诸侯和娄敬“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的诱惑时，刘邦和张良决定迁都关中建长安城而都，然而西汉建都长安百余年后，“迁都更命”的议论盛起，西汉的儒生纷纷要求皇帝迁都到更符合儒家建都之地的洛阳，其后刘秀一统天下，再造大汉时就选择了顺应民心定都洛阳，也就有了“东边一个汉，西边一个汉”的说法。
第三次则是在隋唐时期，隋唐都是由陕西甘肃地区的关陇士族所创立，其建都开国伊始也都是以长安为都，但都在第二代即隋炀帝和唐太宗时开始营建东都，迁都洛阳，开创盛世，其后天下纷纷一个巡幸江都，一个畏缩长安，王朝的最后时光又都是在洛阳结束，其历程何曾相似！隋炀帝在迁都洛阳的诏书中说“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 ”我隋朝建立之初就想建都洛阳，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直到今天我才完成了这项伟业！唐太宗则说“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建都西安的周，汉，隋，唐都有迁都洛阳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这些朝代都不愿意“安分”的建都长安而要迁都洛阳呢？我想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是“正统”效应
中国古代王朝历来以拥有中原为建立的根本，正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历史上楚汉相争在郑州，隋唐更替在洛阳，河南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太多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事件。而洛阳正如《隋书》中的话“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在隋朝时就有“洛阳自古帝王州”的说法，又是“无远天室”之地，所以位居中原中心的洛阳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有正统意义的城市”！
其次是“现实”条件
长安与洛阳作为都城的现实条件，一千年前的唐朝皇帝唐玄宗给了明确概括“帝业初起,崤函乃金汤之固;天下大定,河雒为会同之府”，就是说打天下的时候，关中地势险要可以凭借这个立于不败之地（娄敬劝刘邦迁都关中就是这个意思），等到天下平定下来，在洛阳这个地方治理天下会方便很多。
周朝时周武王定鼎洛阳之后，周朝是怎么对待洛阳和镐京的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给了答案“昔成王迁洛,犹存宗周;汉迁东都,京兆置尹“，也就是说周王迁居洛阳后，还保留着宗周镐京，为什么这么做呢？东周时成书的《竹书纪年》回答说“无事则都洛师,宅土中,以号令天下;有事别居关内,阻四塞以守,竭尝不据形胜以临制天下哉。 ”这句话与唐玄宗的话岂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周朝离我们太遥远，具体周朝怎么做的我们确实难以获知，只能根据史书来推测。而再看看汉朝，西汉迁都关中之后，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刘邦与异性诸侯王的战争就开始了，史书中记载刘邦在迁都关中之后，在位八年先后八次回到洛阳，而每次到洛阳就意味着一个诸侯王即将被消灭，这何尝不是凭借关中之险峻保其根本，凭借洛阳之地利而治理天下？
另外明朝陈健写了一部《建都论》说到“按古今天下大都会有四：识者恨焉。”曰长安、曰洛阳、曰汴、曰燕。四者自昔帝王建都之地也，然论时宜地势、尽善全美则皆不如洛阳，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势险固、二漕运便利、三居中而应四方，必三者备，而后可以言建都。长安虽据形势而漕运艰难；汴居四方之中而平夷无险，四面受敌。惟洛阳三善咸备，故宋范仲淹深欲营都，而时惮兴作
所以长安所在关中地区地势险要利于防守，洛阳位居天下之中利于管理天下，因此周朝，汉朝，唐朝纷纷有迁都洛阳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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