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與長安在周漢隋唐等朝代一直是中國東西方兩大都城，兩座古都一起撐起了中國古代的輝煌歷史，而在這一千多年的“CP”生活中，都城在這兩座城市之間的遷徙也似乎成了“家常便飯”，下面小編就帶大家一起看看長安洛陽兩座都城的“纏綿”！
西安建都的朝代，以周、秦、漢、唐最有代表性。
陝西古代文明展館
陝歷博的陝西古代文明展館——入口處壁書周、秦、漢、唐四字
而這四個朝代，除了秦，秦短祚而亡，否則是否在後期將都城東移洛陽，尚未可知。
為什麼定都關中的朝代，對洛陽這麼青睞呢？
主要原因還是因為關中的四塞地勢。
關中地區，成也因其四塞之固，易守難攻，自然是亂世中一寶地。
但是敗也因其關山險阻，僅僅依靠關中盆地的農業基礎，很難支撐起一個耗費無數的都城。
如果遇到關中戰亂，或者天災疲敝，怎麼辦呢？
這確實是個不小的問題，王公大臣，飯都吃不上，你說著急不著急。
向南不太可能，秦嶺茫茫大山阻隔。向西也是不太可能，只能去茫茫大漠，向北是漫漫黃土高原。只有向東，出了函谷關，就是富饒的關東地區。
從地圖上看，出了關中平原，向東走，從中國第二階梯走向平坦的第三階梯。首站就是洛陽古都。
同在一個維度帶，同樣的光熱水自然氣候，同樣的以小麥為主，而洛陽的交通條件就比四塞的關中強很多了。這裡有富饒的供給，可以支撐在關中帶不下去的國家中樞系統。
因此，周、漢、唐之時，國家一般是定都關中以求安定，中衰之後，關中無法供給，東移國都於洛陽，以求殘喘，最終因洛陽無險可守，最終敗亡。
長安殘破
唐洛陽城復原圖
一幕幕這樣歷史輪迴在這條長安——洛陽中軸線上演。直到南方經濟發展起來之後，這種政治經濟中心分割東西的格局才被打破，伴隨著東西對峙變成南北對峙，長安(今天西安)洛陽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沒落之路。不過這都是後話了。
首先是周朝，周朝本來是定都周原的諸侯國周國，後來周國遷都灃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而當週國取代商朝建立周朝時卻把首都定在了洛陽，正所謂“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命有在”然而在武王定都，成王遷政的百餘年後，周朝首都從洛陽遷到了南鄭也是周人的發源地周原，其後又遷犬丘，到了周幽王父子時遷都鎬京也就是西安，然而遷都鎬京沒多久就遭到了西戎的進攻，處於華夏與西戎交接地帶的西安甚至等不到東方的救兵就閃電般被攻破了，周幽王也被戎人所殺，於是繼位的周平王秉承其祖先“王者立都必居中而應四方”的教誨遷都洛邑。這是中國都城第一次在洛陽與西安之前的遷徙！
第二次是在漢朝，劉邦及開國功臣都是河南人和徐州人，西漢初立定都洛陽，然而當面對天下異姓諸侯和婁敬“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的誘惑時，劉邦和張良決定遷都關中建長安城而都，然而西漢建都長安百餘年後，“遷都更命”的議論盛起，西漢的儒生紛紛要求皇帝遷都到更符合儒家建都之地的洛陽，其後劉秀一統天下，再造大漢時就選擇了順應民心定都洛陽，也就有了“東邊一個漢，西邊一個漢”的說法。
第三次則是在隋唐時期，隋唐都是由陝西甘肅地區的關隴士族所創立，其建都開國伊始也都是以長安為都，但都在第二代即隋煬帝和唐太宗時開始營建東都，遷都洛陽，開創盛世，其後天下紛紛一個巡幸江都，一個畏縮長安，王朝的最後時光又都是在洛陽結束，其歷程何曾相似！隋煬帝在遷都洛陽的詔書中說“我有隋之始，便欲創茲懷、洛，日復一日，越暨於今。念茲在茲，興言感哽！ ”我隋朝建立之初就想建都洛陽，只是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實現，直到今天我才完成了這項偉業！唐太宗則說“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國歷史上建都西安的周，漢，隋，唐都有遷都洛陽的事情，那麼為什麼這些朝代都不願意“安分”的建都長安而要遷都洛陽呢？我想有以下幾個因素！
首先是“正統”效應
中國古代王朝歷來以擁有中原為建立的根本，正所謂“得中原者得天下”，歷史上楚漢相爭在鄭州，隋唐更替在洛陽，河南這片土地上發生了太多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事件。而洛陽正如《隋書》中的話“自古皇王，何嘗不留意，所不都者蓋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庫，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在隋朝時就有“洛陽自古帝王州”的說法，又是“無遠天室”之地，所以位居中原中心的洛陽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最具有正統意義的城市”！
其次是“現實”條件
長安與洛陽作為都城的現實條件，一千年前的唐朝皇帝唐玄宗給了明確概括“帝業初起,崤函乃金湯之固;天下大定,河雒為會同之府”，就是說打天下的時候，關中地勢險要可以憑藉這個立於不敗之地（婁敬勸劉邦遷都關中就是這個意思），等到天下平定下來，在洛陽這個地方治理天下會方便很多。
周朝時周武王定鼎洛陽之後，周朝是怎麼對待洛陽和鎬京的呢，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給了答案“昔成王遷洛,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也就是說周王遷居洛陽後，還保留著宗周鎬京，為什麼這麼做呢？東周時成書的《竹書紀年》回答說“無事則都洛師,宅土中,以號令天下;有事別居關內,阻四塞以守,竭嘗不據形勝以臨制天下哉。 ”這句話與唐玄宗的話豈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周朝離我們太遙遠，具體周朝怎麼做的我們確實難以獲知，只能根據史書來推測。而再看看漢朝，西漢遷都關中之後，沒有了後顧之憂，於是劉邦與異性諸侯王的戰爭就開始了，史書中記載劉邦在遷都關中之後，在位八年先後八次回到洛陽，而每次到洛陽就意味著一個諸侯王即將被消滅，這何嘗不是憑藉關中之險峻保其根本，憑藉洛陽之地利而治理天下？
另外明朝陳健寫了一部《建都論》說到“按古今天下大都會有四：識者恨焉。”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四者自昔帝王建都之地也，然論時宜地勢、盡善全美則皆不如洛陽，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必三者備，而後可以言建都。長安雖據形勢而漕運艱難；汴居四方之中而平夷無險，四面受敵。惟洛陽三善鹹備，故宋范仲淹深欲營都，而時憚興作
所以長安所在關中地區地勢險要利於防守，洛陽位居天下之中利於管理天下，因此周朝，漢朝，唐朝紛紛有遷都洛陽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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