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年律令·置後律》還有一條，兩簡拼接後為：
長爵為下爵、毋爵死事者後，及爵與死事者之爵等，各加其故爵一級，盈大夫者食之。
翻譯過來就是，比“死事者”，也就是因公殉職者的爵位高的人，做他的“後”，也就是繼承人，以及兩者爵位相等的情況下，各自在他的原爵位上增加一級，超過“大夫”爵的要“食之”，也就是給予“稅戶”或者說“稅邑”，也就是“食租稅”。
那麼，有沒有可能是另外的解釋，比如折算成錢呢？
在《二年律令》中，這種以物質補償不夠或者不能升級爵位的功勞還有《捕律》中的兩條：
能產捕群盜一人若斬二人，爵一級。其斬一人若爵過大夫及不當爵者，皆購之如律。捕從諸侯來為間者一人，拜爵一級，有購二萬錢。不當拜爵者，級賜萬錢，有行其購。賜錢賞功則稱“購”，無論是捕殺群盜，還是抓捕諸侯間諜，都是能拜爵則拜爵，不當拜爵則賜錢。
這個特定“法律名詞”的存在，意味著漢律中的“食之”，只能是“食戶稅”。
以上的律文證明，《二年律令》的時代，在徹侯、關內侯的法定“食租稅”待遇之外，“大夫”以上爵，也有可能“食租稅”，換句話說，“漢高帝五年詔”中的“食邑”不是空頭支票，並沒有因為施行了普遍的“名田宅”制度而消失，兩者是並存關係。
朱紹侯先生髮表於《史學集刊》1992年第2期的《從三組漢簡看軍功爵制的演變》文章中，深入探討了《敦煌酥油土漢代㷭燧遺址出土的木簡》中6條“擊匈奴降者賞令”和《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漢簡》中的13條與軍功授爵有關的簡文，第三組《居延新簡》中的相關簡文斷代為東漢初年，三解且忽略不計。
前兩者因為整理、翻譯傳播較少，被通俗說史作者和“秦粉”糟踐的有限，卻對理解漢代軍功授爵制極為重要，分別引用一下與主題相關的內容，見《敦煌酥油土漢代㷭燧遺址出土的木簡 》：
□者眾八千人以上封列侯、邑，二千石（日本學者大庭脩認為應為“戶”）賜金五百。□□賦二千石□賜詣□□言及武功者，賜爵共分采邑。二百戶五百騎以上，賜爵少上造，黃金五十斤、食邑。百戶百騎……這三條都涉及到了爵位，第一條缺字處，朱紹侯先生解為“有人（應該指軍官）能擊降匈奴八千人以上，可以封列侯、采邑”，說法應有誤，以漢匈戰爭的實際對抗來說，大規模的戰爭其實佔少數，邊境的騷擾拉鋸是多數。
而此處的賞格，更可能是針對匈奴君長，能帶8000人以上降服的封列侯，給封邑，主持其事的二千石賜金五百斤，這種匈奴降酋封侯自漢初至武帝時就屢見不鮮。
否則，斬首應該用“級”，用“人”字單位，即說明非斬殺，而若是虜獲或逼降8000人規模的匈奴部落，軍隊規模絕不可能是邊境戰爭，看《漢書·匈奴傳》和《漢書·衛青霍去病傳》，得到這個戰果，往往是大出塞，也就涉及不到地方二千石太守什麼事兒。
如果按照大庭脩的解法，“二千石”實為“二千戶”，那本就沒有太守什麼事兒，而可能既是對匈奴君主降人的，也是對邊疆守將的，當然，從史書記載看，還真沒有非“大出塞”的情況下因招引降人封列侯，邑2000戶的例子。
二千石建言及參與獲得武功的人，也要賜爵並一同分享采邑（食邑），這實際上還是針對“降敵”之功。
第三條是意思最清晰的，斷句改一下，二百戶是接上文的，正式開頭是“降”五百騎以上，賜爵少上造，黃金五十斤，食邑百戶，百騎則（原簡闕文，應為如何獎賞的細節）。
否則不能解釋，為什麼二百戶能出500騎兵，100戶就只能出100騎兵了，針對同一對象的統計尺度不可能這麼含糊，不利於基層執行。
哪怕只看這三條簡文，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瞭解到，賜爵少上造是可以食邑百戶的（就算原斷句，也說明有食邑），當然，對於此令的頒佈時間上限，仍有一些爭論，不過三解更信服《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的說法：
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漢景帝時才開始有匈奴降人封侯之議，並“初開”封賞之“科”，也就是賞格規條，則這條“擊匈奴降者賞令”極有可能是漢景帝時頒佈的，一直延續了下來。
也就是說，漢景帝時代頒佈了這條招納匈奴降人的命令， 隨著漢武帝開河西四郡，敦煌建立了烽燧體系，這條詔令也就擴散到了此處的烽火臺，被某位修習律令的小吏保留了下來，作為藏書或者垃圾，又在歷史的長河中被遺忘，最終才在20世紀末重見天日。
那麼，至少說明，一直到漢武帝后（敦煌漢簡最早紀年為漢武帝天漢三年），“卿級”軍功爵可附麗“食邑”的制度並沒有被廢除，只是獎勵往往搭配上了“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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