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年律令·置后律》还有一条，两简拼接后为：
长爵为下爵、毋爵死事者后，及爵与死事者之爵等，各加其故爵一级，盈大夫者食之。
翻译过来就是，比“死事者”，也就是因公殉职者的爵位高的人，做他的“后”，也就是继承人，以及两者爵位相等的情况下，各自在他的原爵位上增加一级，超过“大夫”爵的要“食之”，也就是给予“税户”或者说“税邑”，也就是“食租税”。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另外的解释，比如折算成钱呢？
在《二年律令》中，这种以物质补偿不够或者不能升级爵位的功劳还有《捕律》中的两条：
能产捕群盗一人若斩二人，爵一级。其斩一人若爵过大夫及不当爵者，皆购之如律。捕从诸侯来为间者一人，拜爵一级，有购二万钱。不当拜爵者，级赐万钱，有行其购。赐钱赏功则称“购”，无论是捕杀群盗，还是抓捕诸侯间谍，都是能拜爵则拜爵，不当拜爵则赐钱。
这个特定“法律名词”的存在，意味着汉律中的“食之”，只能是“食户税”。
以上的律文证明，《二年律令》的时代，在彻侯、关内侯的法定“食租税”待遇之外，“大夫”以上爵，也有可能“食租税”，换句话说，“汉高帝五年诏”中的“食邑”不是空头支票，并没有因为施行了普遍的“名田宅”制度而消失，两者是并存关系。
朱绍侯先生发表于《史学集刊》1992年第2期的《从三组汉简看军功爵制的演变》文章中，深入探讨了《敦煌酥油土汉代㷭燧遗址出土的木简》中6条“击匈奴降者赏令”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中的13条与军功授爵有关的简文，第三组《居延新简》中的相关简文断代为东汉初年，三解且忽略不计。
前两者因为整理、翻译传播较少，被通俗说史作者和“秦粉”糟践的有限，却对理解汉代军功授爵制极为重要，分别引用一下与主题相关的内容，见《敦煌酥油土汉代㷭燧遗址出土的木简 》：
□者众八千人以上封列侯、邑，二千石（日本学者大庭脩认为应为“户”）赐金五百。□□赋二千石□赐诣□□言及武功者，赐爵共分采邑。二百户五百骑以上，赐爵少上造，黄金五十斤、食邑。百户百骑……这三条都涉及到了爵位，第一条缺字处，朱绍侯先生解为“有人（应该指军官）能击降匈奴八千人以上，可以封列侯、采邑”，说法应有误，以汉匈战争的实际对抗来说，大规模的战争其实占少数，边境的骚扰拉锯是多数。
而此处的赏格，更可能是针对匈奴君长，能带8000人以上降服的封列侯，给封邑，主持其事的二千石赐金五百斤，这种匈奴降酋封侯自汉初至武帝时就屡见不鲜。
否则，斩首应该用“级”，用“人”字单位，即说明非斩杀，而若是虏获或逼降8000人规模的匈奴部落，军队规模绝不可能是边境战争，看《汉书·匈奴传》和《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得到这个战果，往往是大出塞，也就涉及不到地方二千石太守什么事儿。
如果按照大庭脩的解法，“二千石”实为“二千户”，那本就没有太守什么事儿，而可能既是对匈奴君主降人的，也是对边疆守将的，当然，从史书记载看，还真没有非“大出塞”的情况下因招引降人封列侯，邑2000户的例子。
二千石建言及参与获得武功的人，也要赐爵并一同分享采邑（食邑），这实际上还是针对“降敌”之功。
第三条是意思最清晰的，断句改一下，二百户是接上文的，正式开头是“降”五百骑以上，赐爵少上造，黄金五十斤，食邑百户，百骑则（原简阙文，应为如何奖赏的细节）。
否则不能解释，为什么二百户能出500骑兵，100户就只能出100骑兵了，针对同一对象的统计尺度不可能这么含糊，不利于基层执行。
哪怕只看这三条简文，我们也可以清晰地了解到，赐爵少上造是可以食邑百户的（就算原断句，也说明有食邑），当然，对于此令的颁布时间上限，仍有一些争论，不过三解更信服《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的说法：
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亚夫守约而争。帝黜其议，初开封赏之科。汉景帝时才开始有匈奴降人封侯之议，并“初开”封赏之“科”，也就是赏格规条，则这条“击匈奴降者赏令”极有可能是汉景帝时颁布的，一直延续了下来。
也就是说，汉景帝时代颁布了这条招纳匈奴降人的命令， 随着汉武帝开河西四郡，敦煌建立了烽燧体系，这条诏令也就扩散到了此处的烽火台，被某位修习律令的小吏保留了下来，作为藏书或者垃圾，又在历史的长河中被遗忘，最终才在20世纪末重见天日。
那么，至少说明，一直到汉武帝后（敦煌汉简最早纪年为汉武帝天汉三年），“卿级”军功爵可附丽“食邑”的制度并没有被废除，只是奖励往往搭配上了“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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