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會忘記，1979年的春天，鄧小平同志宴請胡厥文等五老的火鍋宴，提出‘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打開了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禁區。”在2015年12月民建成立七十週年紀念大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時任中央統戰部部長孫春蘭代表中共中央高度評價了“小平會五老”這一事件的重要意義。
一隻火鍋 一臺大戲
1979年1月17日，深冬的北京像往年一樣寒風凜冽，不過對民建、工商聯來說，這一天非同尋常。
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周叔弢、古耕虞5位老同志應邀來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與鄧小平共同商討改革開放的宏圖偉業。
小平同志與五老一一握手，簡短地互致問候，就坐了下來。小平同志開宗明義說：“聽說你們對搞好經濟建設有很好的意見和建議，今天就談談這個問題。”
五老紛紛發表意見，小平同志頻頻點頭表示贊同。胡厥文提出，原工商者的技術專長不能發揮，統戰部的“投降主義”帽子沒有摘掉，這些問題不能解決，工商界心有餘悸。
胡子昂說：“工商界中，在技術、管理專長方面還大有潛力可挖，全國至少有上萬的人可以發揮作用。”小平同志說：“要發揮原工商業者的作用，有真才實學的人應該使用起來，能幹的人就當幹部。”
榮毅仁根據接待外賓的實踐反映情況：“有的美國人很想來，但是現在美國大公司到中國來還有顧慮。外國朋友建議我們，是不是可以邀請大老闆們來，面對面地談，讓他們回去討論，使他們改變目前的態度和看法。”“從國內講，各部門、各地區對引進的積極性都很高，但是需要協調。一個西方大公司來，許多人都去找他，他的尾巴翹高了，要價也就高了。”
古耕虞說：“中美建交以來，每年都接到不少在美國的親友來信，想為家鄉效力，想來投資。我認為，只要搞出條例、辦法，這件事一定可以做好。”
會見中，小平同志明確表態：“要落實對原工商業者的政策，這也包括他們的子孫後輩。他們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沒有繼續剝削，資本家的帽子為什麼不摘掉?”
時間在十分融洽、熱烈的氣氛中一分一秒地過去了，看到小平同志那麼真誠地聽取意見，五老也就不拘束、不避諱了。雙方像拉家常一樣，常常是一人話音未落，一人就接上了。不知不覺已到了中午時分，小平同志說：“先到此為止好不好?請大家一起吃頓便飯――涮羊肉!”
於是，大廳的屏風後面擺上了兩個長條桌，金燦燦的銅火鍋端了上來。火鍋周圍放著幾盤羊肉，還有幾個簡單的小菜。五老都多次在人大會堂吃過飯，但這一餐飯，吃得格外有滋有味。
席間，古耕虞又遞上關於改進外貿工作的長篇建議，用家鄉話和小平同志細細擺談起來。多年以後，他回憶起這餐午飯，詼諧地說：
“我們是一隻火鍋，一臺大戲。”老牛明知夕陽短，不用揚鞭自奮蹄
的確，“火鍋宴”拉開了一場大戲的帷幕。會見五個月後，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開幕式上，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正式宣佈給資本家“摘帽”：“我國的社會階級狀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國的資本家階級原來佔有的生產資料早已轉到國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們中有勞動能力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五老經過認真思索，各自開始用立足於個人實際的工作，來回報小平同志的囑託。
20天后，胡厥老寫出了《關於怎樣調動工商界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意見》，準備即刻動身去上海發動、實施。恰在這時，醫生檢查出他的胃部長了惡性腫瘤。以他的高齡，是否施行手術?醫生很有些猶豫。
胡厥老對開刀不開刀的利弊問得十分仔細，經研究決定先不開刀，用中醫中藥做保守治療。但是，他連吃了三個月中藥，腫瘤不僅未治好，還有所發展。於是再次住進醫院，決定立即施行手術。結果，手術非常成功，但胃的四分之三被切除。
胡厥老的兒子胡世華回憶當時的情形說：“我父親在醫院時總是說：再給我三年時間，我就完成任務了。而且先是不做手術，後來又堅決要做手術。當時我們都不解其意。後來幫父親整理回憶錄，才知道，原來他是計算著用三年時間就可以基本完成鄧小平同志交給的任務了。”
胡子昂在會見後，立即奔忙於組織全國工商界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在當年6月舉行的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他聯合82位工商界的委員，提出了關於廣開就業門路、安置待業青年的提案，一方面為國家獻策，另一方面發動各級民建、工商聯為安置待業青年開展工作。
據不完全統計，在短短三年時間內，民建、工商聯在自身組織尚未完全恢復的情況下，自辦、合辦、協辦了3300多家集體企業，安置待業青年9萬多名。
小平同志的會見，使榮毅仁感到知遇的滿足，更感到一股巨大的推動力。經過反覆考慮，並與工商界的一些老朋友商議，最後，他決定創辦在中國大陸還沒有人辦，甚至少有人聽說的國際信託投資企業。
會見後一個月，他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建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的建議。6月27日，國務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在中信公司第一屆董事會上，榮老當選董事長兼總經理。小平同志對他說：“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負全責!” 之後，榮毅仁和中信公司經歷了姓“資”、姓“社”的困惑，經歷了新舊體制衝撞的煩惱……但他們左突右衝，紮紮實實往前走，終於闖出了自己的路子，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窗口。
“火鍋宴”後，古耕虞給自己的定位是：不能“唱”，只能“說”了。所謂“唱”，就是擔任企業的實際領導職務。所謂“說”，就是到處走一走，看一看，做調查研究，對發現的問題向黨和政府提出建議。
1980年，他就自己多年的老本行――豬鬃出口向有關部門進言：提高收購價格，鼓勵農民家庭和農村社隊承攬豬鬃加工。1981年，他提出發展長江航運的建議：為緩解運力緊張的矛盾，可允許交通部門以外的其他部門自行組織船隊；“開放長江”，准許外國和港澳輪船公司進入長江各口岸裝貨，並在沿江口岸開辦代理處。1984年，針對民生輪船公司和沿江一批集體所有制船隊的誕生，他又指出，要保證這些船隊能夠得到像供應國營船隊那樣低價的柴油；他們與船舶公司簽訂的造船合同，也應得到國家銀行的低息貸款。
幾年下來，這些報告、建議、函件的底稿累積了厚厚一大摞。
五老中，周叔弢是年齡最大的一位，他本不打算再擔任企業的職務了，但天津工商界為貫徹小平同志指示精神，籌備成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時，他還是欣然同意擔任了董事長。
他還不辭辛勞，躬身參加人大、政協組織的視察。新時期天津的一些大工程，如引灤入津、整修海河公園等，他都到第一線去看過，而且詢問得非常仔細。
1982年10月，他親筆寫下遺囑，叮囑身後不辦喪事，不留骨灰。對於為數不算多的存款，他也決定全部上交國家，最後為經濟建設出點力。 1984年2月14日，周叔老與世長辭，遺囑公諸報端：
“我平生無他長，只是不說假話，臨終之時定能心地坦然，無愧於中。我死之後，千萬不要發赴(訃)告，千萬不要開追悼會，千萬不要留骨灰盒，投之滄海，以飽魚蝦，毋為子孫累。”
“存款五年定期一萬元、國庫券一萬五仟元全數本息上交國家，在四化大海中添一滴水。”
這是一位九旬老人臨終之時對歷史的最後交代，也可算是對小平同志囑託的最後回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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