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克清：参加了三大主力长征的女红军
长征是艰难的，而康克清在长征中的经历则更为艰难。1934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与朱德同在左路军，随红四方面军南下转战川康边；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又随红二、四方面军继续长征北上，同年10月在会宁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大会师，经历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全过程，历时整整两年。她的长征历程，比红一方面军其他女红军多了一年时间，多走了万余里。她先后三次翻越终年积雪的雪山，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可她对于长征的亲身感受，却语出惊人：“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样！”
长征中，康克清跟朱德一起饱经忧患
作为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并不是凭借总司令的权威而显赫起来的。从童养媳到红军战士，再到红军总司令部警卫连政治指导员，红军学校女子义勇队队长，红军总部交通大队政治委员，中革军委直属队政治指导员，她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她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的长征。长征中，她曾担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指导员，后为红四方面军党校党总支书记。
邓颖超曾这样述说：“长征队伍中的女同志同男同志一样坚定勇敢。……在长征途中，她们中间有些身体结实的，背着自己的行李和干粮，精神抖擞，一个劲儿地往前赶路，到了宿营地，有人就去向群众进行政治宣传，也有人帮助招呼伤病员，或者帮助伙房工作。她们不怕困难，肯于吃苦，充分表现了革命者的坚强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30人中间的康克清同志，是一直在部队担任政治工作的，她身穿戎装，脚穿草鞋，腰间配着短枪，完全和部队战士一起行动。”
在邓颖超的记忆中，康克清是一名真正的红军女战士，她的着装形象亦在邓大姐的脑海里闪现。身为总司令夫人，康克清在艰苦异常的长征中，也并未获得什么特别的优越享受或照应，仍像普通战士一样随军行动。康克清曾对美国女作家尼姆·威尔斯如是叙述：
“在长征中，我一直跟朱德在一起，我们每天见面，但我从未关心他穿的吃的等等事情，这是他的勤务兵的工作。朱德并不喜欢女人只做家务。我当时忙得不可开交，连自己的衣服都没工夫洗。我在长征中有时也骑马，但大部分的时间，却跟别人一样步行，除背负着自己的行李外，有时还帮着身体较弱的人背负重物。我时常挽着三四支步枪，想借此鼓励别人，朱德亦常常这样，他骑马和步行的时间各占一半，给别人做个榜样。我们穿的只是草鞋，一到夜里，大家便一道宿营，各个领袖，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都聚在一起。”
长征中，康克清“最难忘怀的是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1935年夏秋时节，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所突现的那一场风云变幻，张国焘反对中央、分裂红军的种种卑劣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朱德、刘伯承首当其冲，屡次遭到张国焘及其一伙的威逼围攻，起哄辱骂，私下里还受到监视、限制、挑衅以至于实行软禁。作为总司令夫人，康克清也逃脱不了这场厄运，她同样也遭到监视、欺侮和人身攻击，生活上受到种种刁难，甚至吃不上饭。他们夫妻二人，都处于“身不由己”的困苦地步……
当时，随同左路军行动的除红军总司令部机关及所属电台、医务和勤杂人员外，“留下来的一方面军还有两个军团，第五、第九军团，约万把人”。在那极其尖锐的斗争关头，张国焘不让朱德“去指挥队伍，接近队伍”，企图把总司令与部队隔离开来。无奈之下，朱德只好委派康克清到第五、第九军团去了解部队的思想情况，并转达总司令的意见和希望，借以稳定这两个军团。事后不久，康克清就被视为朱德的“情报员”，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妇女部门去工作。
康克清接到调令，心里实在憋气，她要一个人单独北上，向党中央报告张国焘反党和分裂红军的罪行，“要去找党中央说理”。朱德耐心地劝导她说：“不行！如果你单独行动，他们就会借刀杀人。现在你和战士在一起，有我在，他们不能对你如何，不敢随便动手。”“你若单独一人行动，正好给他们以借口，把分裂的罪名加到你头上。这些你还没有想到吧？”朱德的一席话，使康克清“认识到自己的想法过于幼稚简单”。康克清如是回忆说：
“我觉得朱老总说的有理，心情也就平静下来，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到红四方面军妇委后，虽说同老总分开了，却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情况，向他们进行工作，使更多的人认识北上的正确，认识张国焘的错误。”
康克清与张国焘安插的“女伴”成为好姐妹
当时张国焘还在康克清身边安插了一个“女伴”，名义上说是在一起共事，生活上给予照顾，实际上则是进行“监视”。此人名叫肖成英（后改名刘坚），四川通江县肖家湾人，当时不过十六七岁，中共党员，历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巡视员、青妇干事、妇女部长等职。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监视”，肖成英居然被这位康大姐的言语行动紧紧地吸引住了，同时也被深深地感动了。
康克清这样回忆说：“专来‘陪伴’我的肖朝英（应为肖成英），同我的关系越来越好，她悄悄对我说，她是上级派来专门监视我的，还叫她见机行事，缴下我的枪。她听人说我带过兵，打过仗，枪法又好，一直不敢动手。经过一段接触，感到我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更不该缴我的枪，她决心不那么做了。她问我：‘假如当初我动手缴你的枪，你会怎么办？’我立即严肃地说：‘我是个革命军人，枪是上级交给我防身自卫、同敌人作战用的，是我的第二生命。没有上级的命令，谁也休想从我手里把枪拿走！’她说：‘如果我一定要缴你的枪呢？’我把腰里的短枪一拍，认真地说：‘那这支枪可就不客气了。’她听了我的话，悄声说：‘幸亏我多了个心眼，没那么做。要是傻里傻气听了他们的话，说不定会挨你一枪哩！’……”
随军南下转战川康边时，康克清又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党校工作，担任党总支书记。在此期间，她已和肖成英结成一对亲密的同志、战友和姐妹。在康克清的直接影响和授意下，面对不可冒犯的张国焘，肖成英勇敢地向其开了两炮：
第一炮是1935年12月初，当时随同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张宗逊、郭天民、曹里怀（均为红一方面军师团职干部，时在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职）等人，从岳夏（即罗若遐，原为红军总部三局新闻电台台长，时任红四方面军新闻电台台长）、李建华（红一方面军30名女红军之一，电台工作干部）夫妇处获知中央红军在直罗镇等地作战胜利的消息，私下里窃窃议论：还是中央的北上路线胜利了！张国焘以泄露军事机密为由，抓住这件事整治这几个人。在一次“活动分子”会上，肖成英根据康克清事先的一番授意，带头发言说：“这几个同志不是别有用意，扰乱军心，而是对红军作战胜利消息感到高兴，受到鼓舞。有些消息也许传得不很准确，但这与泄露党的军事机密是两回事，不应该开除他们的党籍。”会上，还有人拿出刊载有中央红军作战胜利消息的《红色战场》（半月刊，由红军总司令部编辑出版），对肖成英的发言内容加以印证，这才使得张宗逊等人免受党纪处分。
第二炮是1936年9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攻占临潭、渭源、通渭等县后，张国焘仍不想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公然推翻静会战役计划，调集部队从永靖渡黄河西进。在一次骨干分子会上，张国焘为他的“西进”计划作思想动员，意在争取骨干分子的赞同和支持。然而，肖成英却遵照康克清的特别授意，面对张国焘又放了一炮。她说：“是北上还是西进，这关系到几万红军的命运！从部队思想情绪来看，大家都要求赶快北上，早日与中央红军会合，不愿过黄河西进；如果再要西进，恐怕会引起思想混乱。从物资条件上讲，现在的防寒衣物和粮食都很缺乏，如果坚持西进，即使不会被敌人消灭，我们自己也会冻死、饿死。”
张国焘听了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质问：“是谁教你这样发言的？”肖成英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少人都是这样看的、说的。不信，领导上可以去了解调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在一旁说：“下面是有这种议论。”几经周折之后，张国焘才被迫放弃了“西进”行动计划，在会宁实现了与红一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康克清对肖成英赞不绝口，高兴地说：“‘小钢炮’，不简单，这一炮打到点子上了，把张国焘都给打哑了！”事后还说：“你是红四方面军的女同志，两次在会上发言都很成功，实事求是，很有说服力。”肖成英却说：“这都是朱老总、康大姐教的，教导得好！”
长征中，肖成英在康克清的引见下跟杨梅生相恋了。杨梅生时年30岁，湖南湘潭县人，参加过秋收起义，原在红九军团第三师八团当团长，随所部南下转战期间，调任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营营长。长征到达陕北后，这对来自红一、四方面军的恋人，终于结为终身伴侣。杨梅生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刘坚（肖成英）仍身着戎装，历任湖南省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直属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长征后，康克清和朱德同声赞美长征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
“长征结束后，她（指康克清）对海伦·斯诺说，她觉得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像每天出去散步一样’。”
岁月流逝了近半个世纪，康克清对于长征的感受，却一直没有改变。1984年11月2日，康克清在接受索尔兹伯里采访时说：“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样。”对此，索尔兹伯里这样评述：
“在她的同伴中，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与她有同感的人却并不多，大多数认为长征是一次艰巨而又危险的行动，自始至终都是如此。”
言为心声。长征本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历时整整两年的艰苦长征，不仅要在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浴血奋战中求得生存，还要在极其艰难困苦的雪山草地、饥寒交迫的境况下求得生存，这在中外战争史上以及人类迁徙史上都是罕见的。然而，康克清的“长征就像散步”之说，却别具一格，独领风骚。乍一听，很是奇怪，百思不得其解。如此艰苦卓绝的长征，在她的心目中却变得这样轻松愉快，居然像游山玩水一般“在野外散步”。
长征途中，康克清事实上也吃够了苦头，饱受疾病折磨，尤其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之苦。艰苦而又曲折的漫漫征途，怎么说也不会“像在野外散步一样”！康克清也曾这样述说：
“我想在长征中，最困难的地方该是四川的卓克基和毛尔盖。在这两个地方，我们一点儿吃的东西都没有，只好用生麦、青草和树皮充饥。……在草原上，蛮子的骑兵时作袭击，我们的战士又因天气奇冷，不能发挥战斗能力，在这时候，许多身体衰弱的都死去了。”
这一段口述实录，指的是1935年7月，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由两河口爬雪山到卓克基，再由卓克基经黑水芦花到毛尔盖，部队连日在人烟稀少的藏民地区艰苦行军，时值青黄不接之际，粮食奇缺，指战员受到严重的饥饿威胁。当时，两个方面军总共十几万人马，先后在这一地区滞留多日，有的长达一个半月之久。为了筹足过草地的食物，红军总司令部不得不命令各部队收割藏民的青稞，以筹备足够的粮秣。那些尚未完全成熟而勉强可以割来食用的青稞，“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朱德“不仅同战斗员一样割麦和打麦子，并且割下以后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
为了谋求数万大军的生存，朱德不只是以身作则收割青稞，他还组织了一个“野菜调查小组”，带领大家到野外寻找一些认识的、可吃的野菜，采集回来，洗干净，煮着吃。同时又动员大家去找挖野菜，以弥补粮秣不济之急。1936年继续长征北上时，朱德还曾组建了一个“野菜委员会”，吸收医务、炊事人员和当地老农参加，由他亲自领导带队，寻找出可供食用的野菜20多种，并编写成《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发至连队。同时要求基层连队组织成立了野菜组、捕鱼组、打猎组，想尽一切办法同饥饿作斗争。他还身体力行，带头撕羊毛、捻毛线、织毛衣毛袜等御寒衣物，千方百计地克服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困难，战胜康藏高原上的风雪严寒。
跟随朱德南下川康边的康克清，当时也摆脱不了饥寒交迫的艰难困境。先后两次翻越夹金山的情景，就足以使她感受到长征中的辛酸苦辣。1935年6月，第一次翻越夹金山时，由于高原反应严重，她是在李伯钊等人的扶助下，双手拉着一头骡子的尾巴，一路上摇摇晃晃、跌跌撞撞，总算是翻过积雪茫茫的夹金山。第二次翻越夹金山时，正是1936年初春时节，高原上冰天雪地，冷得出奇。红军在向甘孜地区转移的途中，经达维、懋功至丹巴，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不巧的是，康克清这时突然病倒了，一连数日高烧不退，昏迷不醒，一步也不能走动。更为严重的是，张国焘的一个亲信要将她留在当地的一户老百姓家中，名义上说是照顾她“休息养病”，实际上是要将她与总司令彻底分开，排除出红军的战斗队列。在此危急关头，多亏肖成英骑马送信给朱德，这才将她从危难中挽救出来。朱德决定让她跟着部队走，走不动就抬，用担架抬着走。翻越夹金山时，因为山路陡峭冰雪载道而不能抬担架，可她又昏昏沉沉、虚弱无力，也不能骑乘牲口，无奈之下，就只好采取马拉雪橇的办法，让她躺在担架上，由一头骡子拖着翻过了夹金山。过了夹金山，又以同样的方法，翻过了丹巴至道孚之间更为高峻艰险的，被当地藏民称为“神山”的折多山主峰党岭。
仅此而言，能说康克清没有吃过“爬雪山过草地”之苦，“像在野外散步一样”轻松愉快吗？而康克清，却怀着十分乐观的心态，一面以革命者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沉着冷静应对眼前的艰难困境、凶险敌情；一面又以坚定的信念和快乐的情趣，在行军沿途观察和欣赏美好的风光景色。
康克清曾向索尔兹伯里坦然相告：“我很善于走路和骑马。我总走在一群人前面几十米，这群人中有蔡畅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他们整天谈论他们的经历，谈论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吃过的好东西以及去过的地方。他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和他们在一起感到鼓舞。他们不断地说笑，有时还唱《马赛曲》。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样。与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还能说什么呢？”
如此轻松愉快的切身感受，这般美好有趣的生动体验，从而形成那样一句别开生面的长征绝唱。
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情景，对朱德来说，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长征路上，朱德身体强健，一路上就没病过，他“只有一个担子，一个人，一匹马，一个马夫，四个特务员。每天差不多是走一半路，骑一半马。人还是感觉得很爽快，不感觉如何愁闷”。他“没有坐过担架，一直到草地，才害了一次感冒病，坐了五里的担架，坐得不舒服，就下来骑马了”。他的“脑筋也是与身体相同，问题就从来没有放松过，处处想得到，也想得远。就是怎样困难，也解决得开。从来就没有认为什么是没有办法的，相当的有点乐观主义”。
感觉“很爽快”也好，不觉得“愁闷”也罢，都归结于“乐观主义”这一根本因素。他“处世，对人也是乐观的”。他的乐观主义，在对过草地的赞美中抒发得淋漓尽致。他认为“死气沉沉的样子，是过不去草地的”，“在草地上，生活上，那可以说是人生极大的最艰苦的阶段了。但我觉得是很有味道”！总司令不禁这样自述：“当过草地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困难极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地里都是，还有大的森林和树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斜斜的一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里无拘束，也是极有趣的。也许因为我自己带着乐观性吧！”
朱德的思想原动力，乃是革命的乐观主义——乐以忘忧，乐天知命，乐此不疲，乐在其中。愉快喜悦的一个“乐”字，既是乐天派人物性格的生动体现，也是革命英雄气概和长征精神的一个方面。朱德两年间三过草地，他一面割青稞、挖野菜、捻毛线、织毛衣以求生存；一面又以自己的乐观性观摩和享受大自然的秀美风光，草地上的自然美景也在吸引、激励和鼓舞着他前进的脚步。
在美国女作家尼姆·威尔斯的笔下，“康克清是最令人感兴趣的人物”，她“一见到康克清就有好感”：“她的性格惹人喜爱，圆圆的脸盘，容貌端正秀丽，长着一双浅褐色的杏仁眼和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她的身材高于一般人，体格健壮匀称，举止沉着稳重。……她是健美的化身，晒黑了的脸上和红润的双颊上光华常在，流露出诚挚的神情”。这位长征过来的总司令夫人，她不只是以“诚挚的神情”道出了长征对于她如同长途“散步一样”的绝唱，同时也揭开了之所以有此绝唱的内在根源：
“朱德给我的影响非常大，不过，他不仅是影响我一个人……”
终于道破了天机，揭开了一个不可理解的谜团。康克清的长征“散步”之说，原是从朱德的乐观精神潜移默化而来的，正好应了“夫唱妇随”这一成语。朱德在长征中的言传身教，不只是落实在她的行动中，同时也渗透在她的思想灵魂深处。从她对于长征的感受和回忆中，同样也使人看到红军总司令老当益壮的伟大身影。当然，朱德总司令的影响力量之大，不仅限于康克清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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