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六一幼儿院 网络配图
北京市六一幼儿院位于玉泉山下，昆明湖畔，环境优美，景色宜人。占地六万平方米，是拥有大、中、小近三十个教学班的大型寄宿制幼儿园，被国家领导人誉为"昔日马背摇篮，今日儿童乐园"。它还是在民间传说中的高干幼儿园，这与它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六一幼儿院的前身是诞生于1945年的“延安第二保育院”，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多半个世纪的光辉里程。延安第二保育院在1947年初春来到已经解放的太行山区，在襄垣县南里信村一住就是十三个月，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七十多年，保育院的故事还在南里信村的老百姓中间流传。
马背摇篮雕塑 网络配图
一、马背摇篮
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
1944年秋，抗日战争开始转入大反攻的前夜，在延安训练和储存在各机关、学校的一大批干部，他们急需奔赴前线，投入对日总反攻，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这些干部中一部分有了小孩子拖累，革命烈士遗孤和部分后方机关干部子女也需要抚育，为了解决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筹建延安第二保育院。从选院址、打窑洞，到修栏杆、购玩具，在诸如这些前前后后筹建的细节上，时任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代主任康克清和朱德总司令给予了最温暖的关怀。经过多半年的筹备，于1945年6月1日在延安城北的小砭沟正式成立。它行政上隶属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组织部，业务上由康克清负责，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三所幼儿园之一，当时也称“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第二保育院”。
1946年11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调集五十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决定：延安的非战斗单位一律撤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1946年11月5日，康克清传达党中央指示，保育院须紧急撤离延安，转移到太行解放区。转移的交通方式是用毛驴、马、骡子驮着或者拉车，甚至人背。全院工作人员用了五天时间，在保证日常工作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昼夜不歇，为136名幼儿长途转移做准备。为每个孩子制作一个小驮床，驮床由老红军柯青元设计并指导制作，四角上下都有支腿，用小指头粗的绳子密密实实拴在托架上，给孩子铺盖上被褥。千里行军遇到两次危险情况证明，即使驮床掉下来倒扣在地上，孩子也不会受伤，驮床也不会摔坏。一次是牲口和驮床从山上掉到山沟里，牲口摔死，驮床里的孩子一点也没有受伤。另一次是惊马翻车，车厢里的驮床倒扣在地上，孩子同样没有受伤。
保育院从延安出发，受到沿途党、政、军领导的关怀。在柳林镇休整后，迎着十月寒冷风，在两渡河口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过汾河越崎岖山路、羊肠小道，攀爬终年积雪的绵山，经千难万险，历时3个多月，行程二千余里，终于在1947年2月中旬到达太行解放区的山西襄垣县南里信村。他们在向太行解放区转移的途中，一路上，每一匹马的马背上都驮着两个特制的摇篮，孩子睡在小床里，盖得暖暖和和的。因此，这支长途跋涉的特殊队伍，从此有了这么一个美丽的赞誉：马背摇篮。
襄垣县南里信村及南里信建封寺 百度地图
二、安家襄垣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在襄垣县城东仅三四里远的南里信村，西临浊漳河与襄垣县城相望，而东边则是一阶一阶台地向上的山坡，缓缓地一步步抬高。背山面水，确是一处恰好的军事休整之地。1947年的2月中旬，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同志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接到命令，就地休整。早春二月，太行山区气候还是十分的寒冷，但南里信村作为太行革命老区的一个村子，一向具有着拥军和支前的光荣传统。当村民们听说，延安第二保育院这支主要由妇女儿童组成“马背摇篮”的特殊队伍是从延安来的，这些娃娃都是革命者的后代时，立刻用热情温暖了整个春天。
保育院安家襄垣首要的一件事儿，就是腾房子。当时的南里信村，只有三条街，村南有座天主教堂，解放时，外国传教士都跑掉了，正好空着；村北有座破败的寺庙叫建封寺，因村里正在进行土改斗争，寺庙里的菩萨塑像都被捣毁扔掉了，烧香的香案成了农民开会的讲台。保育院一进村就受到了村干部和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接待，村民争着为保育院腾房子。在“安家运动”中为了减轻村里负担，尽可能少占老百姓的房子，同时也为了便于工作和卫生防病，根据南里信村的实际情况，保育院将大班、中班分别安顿在了天主教堂和建封寺，小班则选择了一处民房。搬进新居后，全体同志继续发扬“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孩子”的革命精神，不顾长途行军的劳累，立刻投入到安家运动中。总务科忙着安顿大家的吃住，修理残破的房屋，购置生活用具；保教科的给孩子们洗头、洗澡，拆洗衣物、被褥，整理床铺；卫生科的给孩子们检查身体，粉刷卫生室，整理医疗设备，摆放药品......村干部也来热情的帮忙，派粮食、找家具、借炊具、支锅灶、弄柴禾。在安家运动中，襄垣县政府负责保育院的粮食、菜蔬供应，还抽调了人手协助保育院的后勤杂事工作。
安家襄垣，这个太行山解放区的小村庄里，不再需要躲避敌人的袭扰，不用再为长途跋涉担心孩子们的安全，可以尽情的呼吸解放区和畅的新鲜空气，可以安心的进行对孩子的保教工作。住在南里信村的孩子，一共有136名。按照编队管理制，这些孩子编成了10个幼儿队。小班每天上三节课，中班、大班开四节课。包括游戏、识字、数学、唱歌、图画、纸工、体操、生活体能训练等。在安家襄垣的这一年多时间里，保育院不仅大力宣传和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根据实际情况专门制定了五项群众纪律：“一、不准损害群众丝毫利益，遇到有损害情况立即报告；二、不准直接向群众借东西，如必须借用，报告上级统一处理；三、不准进群众住室，特别是男当家人不在时；四、遇到同群众发生纠纷，即便自己有理，也不准有凶狠打骂行为，只能报告上级解决；五、党组织的群众委员定期搜集群众意见。”保育院秉承“政治工作是保育工作的生命线”，狠抓政治工作，紧密配合形势，开展群众运动，并进一步深入钻研保教业务，创编适合教材，制作儿童玩具，总结摸索幼教经验及方法。
1947年夏天，靠天吃饭的太行山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旱灾，地里没雨，庄稼绝收，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同志们响应党报发出的“防旱备荒，抢种秋菜”号召，在襄垣县政府拨给保育院的土地里抢种秋菜，还利用房前屋后，地头岸边开垦出土地种上了秋菜，并定出秋后交菜指标：男同志每人一百斤，女同志每人三十斤。经过一夏天保育院同志们的辛勤劳动，秋后蔬菜大丰收，人人超额完成指标，全院共收菜万余斤，不仅满足了自己需要，还把多余的送到市场上满足了群众的需要。冬天来临，要生火取暖了，保育院为节约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全院又开展了拾柴禾运动。早饭前，晚饭后，保育院的同志们寻找空闲，山坡上，小路边，河滩旁，所有能到的地方都成了同志们捡柴的所在。全院捡了几千斤干柴，不仅满足取暖使用，连点火做饭的引柴也有了，一个冬天结束，也没有用完。
延安第二保育院在襄垣县的这一年里，开展“生产节约、支援前线运动”，不仅种菜、捡柴，他们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厉行节约，精打细算，自力更生。襄垣县政府每月给保育院两千斤小麦，面粉自己磨，省下了加工费，麦麸又可以喂牲口，节约了饲料费用。一张土纸用三遍，第一遍铅笔写，第二遍钢笔写，第三遍再用毛笔写。全院大人小孩的衣服鞋帽袜子，都由自己的裁缝班制作。上级发的白布，没有染料就自制染料，红土、黄土、黑豆皮都可以做成染布的好染料。卫生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向老百姓学习中草药方和民间常用的医疗方法，用核桃叶、花椒叶捣烂制成软膏给孩子治秃疮，拿明矾、花椒、碱配成含潄剂治牙痛……
建封寺 网络配图
三、鱼水一家
向群众宣传，为群众服务，同群众亲如一家
襄垣县南里信村，尽管距离襄垣县城也就三四里路程，但是有一河之隔，群众居家过起日子并不算是很方便，更何况在那样一个刚刚战争结束的年月，生产生活物资总是不太充裕。当延安第二保育院来到南里信村安家后，看到村庄的这种现状，就在村东街的路北，办起了一个便民的供销社。经营柴米油盐酱醋、白酒、火柴等老百姓日常生活用品。村民们头发长了，这里还有理发员。保育院炊事员自己点的豆腐、做的饼干、炸的油条，卤的猪头肉等也向村民出售，并成了这里的抢手货。因为经历了“马背摇篮”的不平凡经过，这个小小的供销社，成了给村民读报纸讲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红色宣传站”。到了中午，村民们便端着饭碗自觉来到这里，边吃边听，屋里挤不下就站在门外、窗下，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保育院的协理员张元同志干脆利用这个时间当起了一名“义务宣传员”，除读报纸，讲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外，还及时报告前方传来的胜利消息，讲战斗英雄故事。 “红色宣传站”宣传了群众、组织了群众，教育了群众，群众在这里提高了觉悟，激发了土改、生产、参军的热情。
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同志们和南里信村的村民关系十分密切，过年的时候，协理员张元同志用了整整三天时间给全村每一户乡亲（地主除外）都写了一副大红对联，并组织的人员敲锣打鼓挨家挨户给乡亲们贴在大门上。同志们手工制作的红灯笼，一个个挂到军烈属的大门前。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同志们还与村民们互相团拜、互相请吃年饭，并一起召开联欢会，演出了许多文艺小节目。保育院的同志们不仅过年给村民演节目，平时结合宣传时事政策或者周末也常常为村民演出。通过文艺宣传更加密了保育院与南里信村民的关系，村里对保育院从各方面更加关心支持，保育院也对村民提供更多的服务。
延安第二保育院卫生科的医生不仅为全院的孩子、工作人员看病，还为当地群众治疗好了不少疑难杂症。至今，仍有人依稀记得当年有一位“朱神仙”以及他如何使许多危重病人起死回生的事迹，说的就是保育院卫生科朱明辉医生。朱医生看病不论白天黑夜，对前来诊治的群众，有求必应，甚至还出道远诊。当时二十里以外的一个煤窑工人得了水臌病，挺着一个像十月怀胎的大肚子，四处求医无效，被诊为不治之症，经过朱医生抽水、打针、吃药，给治好了；还有一个从“狼嘴”里夺回的孩子，半边脸已被狼咬的翻开，露出了臼齿，鲜血淋漓，朱医生细致为他清洗、上药、缝合、包扎，没多久，孩子又活蹦乱跳了；有一位妇女难产，在孩子大人生命垂危的情况下，朱医生采取了必要措施，母子平安……保育院出了朱神仙的消息不仅传遍了附近村庄、甚至十里、百里外的老百姓，也一个个或骑着毛驴，或赶着大车，沿途打听，寻着“宝医院”而来。熟悉情况的老百姓便告诉他们：不是“宝医院”，是“保育院”，是抚养孩子的机关，但是他们是从延安来的，是从毛主席住的地方来的，他们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他们的卫生科也给咱老百姓看病。老百姓为了表达对保育院卫生科的感激之情，常常送一些鸡蛋和、挂面，卫生科的同志们不收，他们往往放下就跑，有时还偷偷的送来。
电影《啊！摇篮》剧照
四、啊！摇篮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部名叫《啊！摇篮》的影片在全国热映，这部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的电影，是由著名导演谢晋执导，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描述的是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延安保育院的几十个孩子离开亲生父母，在保育员们带领下从延安炮火中撤退。我军旅长肖汉平接到上级命令，把营教导员李楠从前线调来，派她和警卫员丁大勇去寻找并护送这些孩子去解放区。影片中的许多镜头取材于延安第二保育院的真实故事，影片中的女教导员李楠的原型就是在襄垣县南里信村才分配到延安第二保育院工作的陈剑戈。
陈剑戈（1914.11～2013.01.13），女，原名陈玉英，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人。她的丈夫洪水是中国和越南“双料”少将，也是中国惟一的一位外籍将军。 1946年11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陈剑戈被安排在党校三部和延安第二保育院一起转移。队伍从延安出发，向已经解放的太行山地区开进。2000多里的长途行军，历时三个多月，在1947年2月中旬到达太行解放区的襄垣县南里信村。在这群娃娃中就有陈剑戈和洪水的两个儿子小丰、小越，结伴同行的许多妈妈们不断分配到边区或前线工作。而陈剑戈因为两个孩子拖累着，她和几个女同志只得就近分配在延安第二保育院工作。开始时当保育院指导员，以后兼任保教科长，从此开始了她与幼儿教育事业的一生不解之缘。
1948年3月，保育院奉命迁往河北平山县刘家会村。1948年10月底，保育院转移到山西平定县。1949年9月25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一列乘载着陈剑戈和孩子们的火车缓缓地驶进了北平城。至此，第二保育院从延安出发，历时两年又十个月，辗转行程1670余公里，闯过重重艰难险阻，全部安全抵达北平。
1950年，延安第二保育院改名为北京市六一幼儿院，陈剑戈先后担任副院长、院长、党总支书记。1954年10月，调入北京市教育局，任幼教科科长，后来又兼任办公室主任，还被选为北京市妇联常委。1958年，幼教科改为幼教处，任幼教处处长。1965年，当选为北京市机关党委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剑戈被打成“叛徒”，多次遭到批斗。1980年1月恢复工作，任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北京市学前教育研究会成立后，担任理事长。1983年离休，2013年陈先生离世。
七十余年过去了，当年最小的小娃娃，现如今也已是古稀之人。襄垣县的南里信村不会忘记曾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在这里驻扎，被誉为“马背摇篮”的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历史也不会抹去在太行山区这愉快的一年零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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