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起悲劇，又是滴滴順風車。
浙江省樂清市公安局通報稱，8月24日13時，被害人趙某（浙江樂清人，20歲）乘坐滴滴順風車，從虹橋鎮前往永嘉。14時許，趙某向朋友發送“救命”訊息後失聯。隨後警方接到報警電話，立即啟動重大案事件處置預案。
8月25日凌晨4時許，犯罪嫌疑人鍾某（男、27歲、四川人）被抓獲。經初步偵查，司機鍾某交代了對趙某實施強姦，並將其殺害的犯罪事實。
此前的5月6日凌晨，21歲的空姐李某珠，在鄭州通過滴滴平臺搭乘順風車，不幸被司機劉振華殺害。
血跡未乾，又添一命。兩者相距，不過百日。
悲劇
這是一起悲劇，卻又是一場似乎可以避免的悲劇。
本次事發的前一天，滴滴用戶林女士就已經對涉事司機鍾某進行了投訴。在8月23日林女士從樂清虹橋到翁垟的行程中，鍾某曾將其帶至偏僻處欲圖謀不軌，後被林女士投訴至滴滴平臺。
林女士在投訴中清楚表示，順風車主鍾某“多次要求乘客坐到前排”、“開到偏僻的地方”、“下車後司機繼續跟隨了一段距離”。對此，滴滴平臺承諾兩小時內做出回覆，但並未做到，且始終未再對這一投訴進行反饋。
這樣的場景，似曾相識。在鄭州空姐遇害後的自查報告中，滴滴透露，“嫌疑人（滴滴司機劉振華）在案發前，曾有一起言語性騷擾投訴記錄，客服五次通話聯繫不上嫌疑人，由於判責規則不合理，後續未對投訴做妥善處理。”
對於林女士的投訴，滴滴方面今天表態，“我們的客服承諾兩小時回覆但未做到，也沒有及時針對這一投訴進行調查處置。無論什麼原因，我們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不幸的是，未被擔負的“責任”尚不止於此。
8月24日下午被害人趙某向朋友發送“救命”訊息後，朋友覺得事情不對勁，很快在15點40分左右聯繫滴滴平臺，平臺以用戶隱私為由，提出要等待一小時。一個小時後，其再次致電，平臺表示還需要一小時。直到17點40分左右滴滴平臺來電，告知已和司機聯繫，司機表示趙姓女孩沒有上車。
可以設想，滴滴平臺若能及時介入，悲劇未必會如此“必然”。
受害人友人對事發經過的陳述
責任
滴滴平臺已經致歉，稱“作為平臺方，我們辜負了大家的信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話聽起來與鄭州空姐遇害後的官方辭令並無二致。
同樣的話語，同樣的責任，同樣的不可推卸，同樣的刺激了太多人的神經，也勾起了公眾的回憶。交通部官方微信在空姐李某珠遇害後曾專門發文指出，一些網約車平臺公司在發展壯大之後，沒有將必要的社會責任扛在肩上，而僅僅將網約車作為增加“流量”和“估值”的工具，也未把人民群眾的獲得感放在心上。網約車企業是運輸服務的提供者，必須承擔承運人責任和相應的社會責任。
儘管自5月份以來，滴滴完成了包括個性化標籤和評論功能下線、合乘雙方個人信息和頭像僅自己可見、車主每次接單前必須進行人臉識等多項整改，但是安全領域的“海恩法則”揭示了一個普遍規律： 每一起嚴重事故的背後，必然有29次輕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隱患。
換言之，事故的發生，往往是量的積累的結果。
今天下午，浙江省道路運輸管理局緊急約談滴滴平臺浙江區負責人，鑑於滴滴平臺順風車業務存在重大安全隱患，浙江省道路運輸管理局要求滴滴平臺立即整改，整改期間暫停其在浙江區域的順風車業務。
原話
在空姐李某遇害後，島叔當時曾奮筆疾書，原話是這樣的：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帶來了平臺類企業的迅速成長，不管是滴滴這類約車平臺，還是其他的視頻平臺、電商平臺、媒體分發平臺……無一例外都在追求輕資產化，試圖通過平臺來吸引線下資源的集聚，達到自己盈利的目的。這種模式，有一個十分明顯的行業特徵，就是客服能力（尤其是監管能力）與平臺規模是不相稱的。畢竟，增加服務就代表著人工成本的增加。於是，一旦出了什麼問題，平臺第一反應就是撇清自己的法律責任。
今天滴滴平臺承諾，“無論法律上平臺是否有責，以及應當承擔多少責任，未來平臺上發生的所有刑事案件，滴滴都將參照法律規定的人身傷害賠償標準給予3倍的補償。”
相比之下，這似乎是滴滴的進步。然而，3倍的人身傷害賠償與相應的法律責任，對於滴滴這樣的獨角獸企業來說，無異於九牛一毛。有憤怒的網友套上滴滴的面具說，“ 你儘管死，我只管賠。”
安全做不好，賠再多錢有什麼用呢？
我們從不妄加揣測滴滴平臺的致歉真誠與否，我們只想轉述死者家屬的原話，
“你們現在不是對著我們，是對著全國13億人民來說話，你們公司怎樣承諾自己的安全問題……你們對著全國人民表個態，你們怎麼做。剛剛三個月，空姐那個事情，你們沒有一點反省，反而繼續不去管理自己的公司，而導致現在人命的發生，這樣的公司辦起來的話，就等於謀財害命……大家都是有父母有子女的，你們摸著自己的良心看看，不要光顧著自己賺錢而忽視社會的影響。你們這麼一個公司，這麼一件事情出現，會引起社會的多少不安，你們現在不是說過來道歉的事情，我覺得更多的應該是你們怎麼去管理這個公司……”
網友針對本次事件的評論
管理
島叔在前述分析平臺類企業的亂象時曾寫到，這樣的問題，很大程度源於我們對資本的放縱。
從打車大戰，到快餐火拼，以及共享單車，大量的商業資本項目，都是從放縱規則開始，讓商業資本相互撕殺，最後再由政府出面管控，缺乏前瞻性的調控，更缺乏法律的與時俱進。這樣的無序競爭，不僅造成了海量資源的浪費，也讓亂象頻出，底線不斷被觸碰。
就滴滴順風車的法律性質來說，它並不屬於交通運輸部《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的調整對象，《暫行辦法》其中第三十八條規定：“私人小客車合乘，也稱為拼車、順風車，按城市人民政府有關規定執行”。
不過，相比空姐李某所在的鄭州市，浙江樂清已經有成文的法律規定落地。這就是2017年2月1日起試行的《溫州市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實施細則（試行）》，其中第五條明確，網約車平臺公司承擔承運人責任和相應社會責任，應當保證運營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權益。
第十八條更是要求，網約車平臺公司應當遵守以下規定運營要求，包括“保證線上提供服務的車輛與線下實際提供服務的車輛一致”、“開展有關法律法規、職業道德、服務規範、安全運營等方面的職業培訓和日常教育”、“應當確保網約車車載衛星定位裝置和應急報警裝置正常使用，衛星定位和營運數據格式和傳輸方式應當符合相關標準，接入服務所在地道路運輸管理機構監管平臺”。
遺憾的是，案發車牌系司機鍾某線下臨時偽造，滴滴並沒有審核出來。
《溫州市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實施細則（試行）》選文
遺憾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作為平臺型的出行服務提供商，滴滴扮演著行業前沿者的角色。儘管我們坦陳，技術和制度，終究是一種服務於人的手段，但人心的複雜詭譎，技術手段和制度規章都難以甄別，更遑論通過它們來杜絕犯罪了。
然而恰如受害人家屬說的那樣，“大家都是有父母有子女的，你們摸著自己的良心看看，不要光顧著自己賺錢而忽視社會的影響”。（巴山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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