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都找到了有意义的工作，你呢？
每天干着狗屁工作，假装工作有意义。
导语：据第三方数据调查机构对金融业就业市场影响模型测算，到2027年，中国金融业就业人口中，占比约23%的工作岗位将因人工智能而被削减或转变为新型工种。
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带来工作时长的减少与整体经营效率的提高，但人工智能取代这些岗位之后，我们的工作就能变得不像原来那样枯燥乏味吗？
我们是否就能不再继续那些毫无意义的工作？
住房紧缺带来的生活秩序危机
每个人都熟悉各种各样的，光从名字上看不出来究竟是在做啥的、目的难以觉察的工作：
HR顾问、
PR研究员、
沟通协调员、
金融战略家、
后勤经理……这个清单无穷无尽。
德国军方的分包商，科特，是这样描述他的工作的：
德国军方把IT工作分包了出去。
这个IT公司又把它的后勤分包了出去。
后勤公司又把人事管理分包了出去。
而我，则为那家人事管理公司工作。
比方说，一个士兵要搬进一间新办公室。
他不能直接把他的电脑搬过去，相反，他要填一张表。
IT分包商审阅并批准后，把表格发往后勤公司。
后勤公司批准搬入办公室的申请后，向我们人事管理处请求派出人手。
然后我就会收到邮件，叫我去兵营。
兵营离我家三百英里，所以我要租一辆车。我开车去兵营，填表，从士兵那里取来电脑，把它放进盒子里封好。后勤的人把盒子拿到办公室。然后，我又去办公室解封盒子，填另一个表，找几个人签字，开车回家，用邮件把文书工作发过去，然后领工资。
2015年，民调机构YouGov问英国人，他们是否相信他们的工作会“对世界做出有意义的贡献”。超过三分之一（37%）的人相信他们的工作并不会（只有50%的人说会；13%的人不确定）。
最近荷兰做的一个的调查发现，40%的荷兰工作者觉得他们的工作没有合理的存在理由。
我们的社会重视工作。
我们心中对工作的预期是，它能去实现一个目的并且有一个更大的意义。
对于内化了这个价值系统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比每周五天醒来只为了完成一个自己相信是在浪费时间的任务更令人消沉的事情了。
把人掏空的狗屁工作
不过，为什么无意义的工作会使人如此地痛苦，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毕竟，有很多人什么都不做，却能获得通常是很丰厚的报酬。
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幸运。
但事实正好相反，实际上，许多从事着这种“狗屁工作”的人都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并且十分沮丧。
1901年，德国心理学家卡尔·格鲁斯（Karl Groos）发现，婴儿在第一次发现自己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引起预料之中的效果的时候，会表达出超常的快乐。
比如说，他们会用铅笔，通过随机地移动手臂和手来涂画。
当他们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重复同样的运动模式，来获得同样的结果的时候，他们就会表达出十足的快乐。
格鲁斯称之为“身为原因的快感”（the pleasure at being the cause），并指出，这是游戏的基础。
在格鲁斯之前，大多数西方政治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假设，人追逐权力，要么是出于征服和支配的欲望，要么是为了保障生理满足和成功繁殖的实践上的需要。
格鲁斯的洞见，对理解自我的形成，以及更普遍的人类的动机的形成来说，有很大的意义。
儿童是通过观察到自己可以引发并再度引发某件事情，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与周围世界分开的、独特的个体而存在的。
关键的是，这种意识会带来一种快乐，一种“身为原因的快感”，这也是我们存在的基础。
实验表明，如果一个孩子被允许经历这种快乐，然后突然被阻断继续体验这种快乐，那么他会变得愤怒、拒绝参与、甚至完全退出世界。
心理学家和心理分析师弗朗西斯·布鲁切克（Francis Broucek）怀疑，这样的创伤经验，可能引发未来的许多心理健康问题。
如果是这样，我们大概就会明白，为什么被困在狗屁工作中——我们好像被老板雇佣，并假装自己有用，但同时，我们在心里其实明白自己没用——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这不仅仅是对一个人自尊的侵害，还是对一个人自我存在基础的直接攻击。
被收买的时间
历史上，人类的工作模式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的：首先是激烈的能量爆发，然后休息。
比如说，农业通常是围绕播种和收获展开的全体参与的活动，在非生产季节，农民只做一些零散的农活。
像盖房子或准备盛宴这样的大工作，往往也是以这样的形式进行的。这是人类一贯的工作方式。没有理由相信，采取其他的做法能导致更高的效率或生产力。使用其他的形式往往还会适得其反。
工作在历史上是不定时的，原因之一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监督的。
这对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来说如此，对直到最近的大多数劳动安排来说也一样——哪怕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关系惊人地不平等。
如果底层的人生产出他们需要的东西，那么顶层的人就懒得去费心弄清楚他们的时间究竟是怎么花的。
历史上，大多数社会绝不会想象一个人的时间可以属于他的雇主。
但今天，民主国家的自由公民却很自然地每天把自己的三分之一或以上的时间租出去。
“我给你钱不是让你整天闲着的”，现代的老板会这样训斥自己的员工，老板们觉得自己被抢劫了一样而感到愤怒。我们到底是怎么沦落到这番光景呢？
到十四世纪的时候，人们对“时间是什么”的共同理解改变了；
时间变成了一个用来衡量工作的坐标方格，我们不再用工作本身，而开始改用时间来衡量工作了。
在地方商业行会的资助下，全欧洲都建起了钟塔。这些商人还会把人的头骨放到自己桌上，作为一个死亡警告，用来提醒自己他们应该争分夺秒地利用自己的时间。
随着十八世纪晚期工业革命而来的，家里的时钟和口袋里的怀表的大量出现，使得类似的对时间的态度也蔓延到中产阶级那里。
从此，人们开始普遍地去认为，时间像金钱一样，是一种需要去进行预算和需要被花费的有限的财产。
而这些新的计时设备，也使得工人的时间被切割为一个个整齐划一的、可以购买和出售的单位。工厂开始要求工人在进厂和离厂时需要打卡记录时间。
这个变化既是技术上的，也是道德上的。
人们开始谈论“花”（spend）时间，而不是“过”（pass）时间，人们也开始谈论浪费时间、打发时间、节约时间、耽误时间、与时间赛跑等等。
在十八、十九世纪，断断续续式的工作风格，日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告诫我们说，“要节约使用时间”。时间管理变成了道德的本质。
人们指责穷人轻率鲁莽、不负责任地浪费时间，就像他们对自己的钱不负责一样。
同时，抗议自己受压迫境况的工人，也接受了同样的时间概念。
许多最早的工厂不允许工人带自己的表进厂，因为老板要玩调快、或调慢工厂里的钟表的把戏。
劳工维权家谈判争取的，也变成了更高的时薪，他们要求通过合同来固定工作时间，要求为加班时间支付一倍半的工资，要求十二小时然后是八小时的轮班制。
这种要求“自由时间”的行为，虽然可以理解，却也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工人的时间真的属于买下它的那个人了。
工人有道德义务让自己的工作时间受支配的想法，已经变得如此正常化，以至于公众如果看到，比如说，搬运工人在工作时懒洋洋地躺着，都会觉得愤怒。
因此，“外加作业”（busywork，指为了是人们不致空闲而故意外加的工作）被发明出来了：为了改善所谓的工人没有足够的事情来打发一天八小时的工作时间的问题。以一位名叫温蒂的女士的经验为例，她在来信中对我讲了她干过的无意义的工作的例子：
“身为一个小行业杂志的接待员，在等待电话的时候，我经常被要求去做一些事情。有一次，一个搞广告销售的人把数千回形针倒在我的桌子上，要求我按颜色给它们分类。然后，她又把它们混着用。
另一个例子：我的祖母在九十来岁的时候，曾在纽约市的一个公寓独立生活，但她需要帮助。于是我们雇了一位很好的女士来和她一起生活，帮她买东西和洗衣服，并帮我们看着她，以免她摔跤或需要帮助。所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么，这位女士是什么也不用做的。
这件事情，快把我祖母逼疯了。
她会抱怨，‘她就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最后，那位女士辞职了。”
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比如说，埃及工程师拉马丹，在开罗一家公营企业工作：
公司需要一个工程师团队每天早上来检查空调是否正常工作，然后到处看看，以免有什么设备出问题。
公司为使这个团队每天忙碌八小时，发明了各种表格、培训、和需要逐项完成的任务。
“我马上就发现，我根本就没有被聘为一名工程师，他们反而把我变成了某种技术官僚”，拉马丹解释说，“我们在这里做的事情，完全是文书工作、填写清单和表格”。
幸运的是，拉马丹逐渐发现，就算他无视那些工作，把这段时间用来看电影或读书，也不会有人注意到。不过，这个过程依然让他感到空虚。“每个工作日都去做一个我认为毫无意义的工作，在心理上把我弄得筋疲力尽，并让我感到沮丧。”
难怪我们的灵魂会哀嚎了。
狗屁工作直接攻击着一切使我们成为人的方面。
一个人如果不能对世界产生有意义的影响，这个人也就不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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