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都找到了有意義的工作，你呢？
每天干著狗屁工作，假裝工作有意義。
導語：據第三方數據調查機構對金融業就業市場影響模型測算，到2027年，中國金融業就業人口中，佔比約23%的工作崗位將因人工智能而被削減或轉變為新型工種。
人工智能的發展能帶來工作時長的減少與整體經營效率的提高，但人工智能取代這些崗位之後，我們的工作就能變得不像原來那樣枯燥乏味嗎？
我們是否就能不再繼續那些毫無意義的工作？
住房緊缺帶來的生活秩序危機
每個人都熟悉各種各樣的，光從名字上看不出來究竟是在做啥的、目的難以覺察的工作：
HR顧問、
PR研究員、
溝通協調員、
金融戰略家、
後勤經理……這個清單無窮無盡。
德國軍方的分包商，科特，是這樣描述他的工作的：
德國軍方把IT工作分包了出去。
這個IT公司又把它的後勤分包了出去。
後勤公司又把人事管理分包了出去。
而我，則為那家人事管理公司工作。
比方說，一個士兵要搬進一間新辦公室。
他不能直接把他的電腦搬過去，相反，他要填一張表。
IT分包商審閱並批准後，把表格發往後勤公司。
後勤公司批准搬入辦公室的申請後，向我們人事管理處請求派出人手。
然後我就會收到郵件，叫我去兵營。
兵營離我家三百英里，所以我要租一輛車。我開車去兵營，填表，從士兵那裡取來電腦，把它放進盒子裡封好。後勤的人把盒子拿到辦公室。然後，我又去辦公室解封盒子，填另一個表，找幾個人簽字，開車回家，用郵件把文書工作發過去，然後領工資。
2015年，民調機構YouGov問英國人，他們是否相信他們的工作會“對世界做出有意義的貢獻”。超過三分之一（37%）的人相信他們的工作並不會（只有50%的人說會；13%的人不確定）。
最近荷蘭做的一個的調查發現，40%的荷蘭工作者覺得他們的工作沒有合理的存在理由。
我們的社會重視工作。
我們心中對工作的預期是，它能去實現一個目的並且有一個更大的意義。
對於內化了這個價值系統的人來說，幾乎沒有什麼，比每週五天醒來只為了完成一個自己相信是在浪費時間的任務更令人消沉的事情了。
把人掏空的狗屁工作
不過，為什麼無意義的工作會使人如此地痛苦，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是顯而易見的。
畢竟，有很多人什麼都不做，卻能獲得通常是很豐厚的報酬。
他們可能會覺得自己是幸運。
但事實正好相反，實際上，許多從事著這種“狗屁工作”的人都覺得自己毫無價值，並且十分沮喪。
1901年，德國心理學家卡爾·格魯斯（Karl Groos）發現，嬰兒在第一次發現自己有能力在這個世界上引起預料之中的效果的時候，會表達出超常的快樂。
比如說，他們會用鉛筆，通過隨機地移動手臂和手來塗畫。
當他們意識到他們可以通過重複同樣的運動模式，來獲得同樣的結果的時候，他們就會表達出十足的快樂。
格魯斯稱之為“身為原因的快感”（the pleasure at being the cause），並指出，這是遊戲的基礎。
在格魯斯之前，大多數西方政治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都假設，人追逐權力，要麼是出於征服和支配的慾望，要麼是為了保障生理滿足和成功繁殖的實踐上的需要。
格魯斯的洞見，對理解自我的形成，以及更普遍的人類的動機的形成來說，有很大的意義。
兒童是通過觀察到自己可以引發並再度引發某件事情，意識到自己是作為與周圍世界分開的、獨特的個體而存在的。
關鍵的是，這種意識會帶來一種快樂，一種“身為原因的快感”，這也是我們存在的基礎。
實驗表明，如果一個孩子被允許經歷這種快樂，然後突然被阻斷繼續體驗這種快樂，那麼他會變得憤怒、拒絕參與、甚至完全退出世界。
心理學家和心理分析師弗朗西斯·布魯切克（Francis Broucek）懷疑，這樣的創傷經驗，可能引發未來的許多心理健康問題。
如果是這樣，我們大概就會明白，為什麼被困在狗屁工作中——我們好像被老闆僱傭，並假裝自己有用，但同時，我們在心裡其實明白自己沒用——會產生破壞性的影響。
這不僅僅是對一個人自尊的侵害，還是對一個人自我存在基礎的直接攻擊。
被收買的時間
歷史上，人類的工作模式是以這樣的形式出現的：首先是激烈的能量爆發，然後休息。
比如說，農業通常是圍繞播種和收穫展開的全體參與的活動，在非生產季節，農民只做一些零散的農活。
像蓋房子或準備盛宴這樣的大工作，往往也是以這樣的形式進行的。這是人類一貫的工作方式。沒有理由相信，採取其他的做法能導致更高的效率或生產力。使用其他的形式往往還會適得其反。
工作在歷史上是不定時的，原因之一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監督的。
這對中世紀的封建主義來說如此，對直到最近的大多數勞動安排來說也一樣——哪怕工人和老闆之間的關係驚人地不平等。
如果底層的人生產出他們需要的東西，那麼頂層的人就懶得去費心弄清楚他們的時間究竟是怎麼花的。
歷史上，大多數社會絕不會想象一個人的時間可以屬於他的僱主。
但今天，民主國家的自由公民卻很自然地每天把自己的三分之一或以上的時間租出去。
“我給你錢不是讓你整天閒著的”，現代的老闆會這樣訓斥自己的員工，老闆們覺得自己被搶劫了一樣而感到憤怒。我們到底是怎麼淪落到這番光景呢？
到十四世紀的時候，人們對“時間是什麼”的共同理解改變了；
時間變成了一個用來衡量工作的座標方格，我們不再用工作本身，而開始改用時間來衡量工作了。
在地方商業行會的資助下，全歐洲都建起了鐘塔。這些商人還會把人的頭骨放到自己桌上，作為一個死亡警告，用來提醒自己他們應該爭分奪秒地利用自己的時間。
隨著十八世紀晚期工業革命而來的，家裡的時鐘和口袋裡的懷錶的大量出現，使得類似的對時間的態度也蔓延到中產階級那裡。
從此，人們開始普遍地去認為，時間像金錢一樣，是一種需要去進行預算和需要被花費的有限的財產。
而這些新的計時設備，也使得工人的時間被切割為一個個整齊劃一的、可以購買和出售的單位。工廠開始要求工人在進廠和離廠時需要打卡記錄時間。
這個變化既是技術上的，也是道德上的。
人們開始談論“花”（spend）時間，而不是“過”（pass）時間，人們也開始談論浪費時間、打發時間、節約時間、耽誤時間、與時間賽跑等等。
在十八、十九世紀，斷斷續續式的工作風格，日益成為一個社會問題。
衛理公會的傳教士告誡我們說，“要節約使用時間”。時間管理變成了道德的本質。
人們指責窮人輕率魯莽、不負責任地浪費時間，就像他們對自己的錢不負責一樣。
同時，抗議自己受壓迫境況的工人，也接受了同樣的時間概念。
許多最早的工廠不允許工人帶自己的表進廠，因為老闆要玩調快、或調慢工廠裡的鐘表的把戲。
勞工維權家談判爭取的，也變成了更高的時薪，他們要求通過合同來固定工作時間，要求為加班時間支付一倍半的工資，要求十二小時然後是八小時的輪班制。
這種要求“自由時間”的行為，雖然可以理解，卻也強化了這樣一種觀念：工人的時間真的屬於買下它的那個人了。
工人有道德義務讓自己的工作時間受支配的想法，已經變得如此正常化，以至於公眾如果看到，比如說，搬運工人在工作時懶洋洋地躺著，都會覺得憤怒。
因此，“外加作業”（busywork，指為了是人們不致空閒而故意外加的工作）被髮明出來了：為了改善所謂的工人沒有足夠的事情來打發一天八小時的工作時間的問題。以一位名叫溫蒂的女士的經驗為例，她在來信中對我講了她幹過的無意義的工作的例子：
“身為一個小行業雜誌的接待員，在等待電話的時候，我經常被要求去做一些事情。有一次，一個搞廣告銷售的人把數千回形針倒在我的桌子上，要求我按顏色給它們分類。然後，她又把它們混著用。
另一個例子：我的祖母在九十來歲的時候，曾在紐約市的一個公寓獨立生活，但她需要幫助。於是我們僱了一位很好的女士來和她一起生活，幫她買東西和洗衣服，並幫我們看著她，以免她摔跤或需要幫助。所以，如果一切順利的話，那麼，這位女士是什麼也不用做的。
這件事情，快把我祖母逼瘋了。
她會抱怨，‘她就坐在那裡（什麼也不做）！’最後，那位女士辭職了。”
這種情況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比如說，埃及工程師拉馬丹，在開羅一家公營企業工作：
公司需要一個工程師團隊每天早上來檢查空調是否正常工作，然後到處看看，以免有什麼設備出問題。
公司為使這個團隊每天忙碌八小時，發明了各種表格、培訓、和需要逐項完成的任務。
“我馬上就發現，我根本就沒有被聘為一名工程師，他們反而把我變成了某種技術官僚”，拉馬丹解釋說，“我們在這裡做的事情，完全是文書工作、填寫清單和表格”。
幸運的是，拉馬丹逐漸發現，就算他無視那些工作，把這段時間用來看電影或讀書，也不會有人注意到。不過，這個過程依然讓他感到空虛。“每個工作日都去做一個我認為毫無意義的工作，在心理上把我弄得筋疲力盡，並讓我感到沮喪。”
難怪我們的靈魂會哀嚎了。
狗屁工作直接攻擊著一切使我們成為人的方面。
一個人如果不能對世界產生有意義的影響，這個人也就不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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