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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的上海滩，有一所学校被誉为“东方的哈佛”、“外交人才养成所”，著名外交家伍廷芳盛赞为 “中国今日绝无仅有的大学”。它就是著名的圣约翰大学（St.John's University），简称圣约翰、约大。这所大学的前身是圣约翰书院，1879年由美国圣公会（American Episcopal Misson）创立于上海梵王渡。1905年底在美国注册，它是上海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也是中国最早期的教会大学之一。
20世纪初之圣约翰大学校门
圣约翰大学的校训中西合璧：“LIGHT& TRUTH(光与真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英文校训指的是基督教“广博的自由教育”，中文校训则引用了孔子语录，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的重要性。校徽背景里的中国元素竹节则寓意生而有节，节节高升。
圣约翰大学校徽
一 、圣约翰来信
去年五月在旧书网上看到两页民国时期圣约翰大学的公函，从属于傅统先教授的旧藏专场拍卖。这类文书资料向来不是市场的宠儿，前有商务印书馆“八千麻袋”卖了十年还没完，后有南开大学旧藏资料只能卖个白菜价。果然关注者寥寥，欣然顺利拿下。入手后仔细阅读，发现这份资料记录了圣约翰大学当年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与重要历史事件，颇具看头。
第一份公函
第一份英文公函写于1931年7月31日，圣约翰大学副校长沈嗣良致信学生家长和监护人，大致内容是：“去年十二月卜舫济博士曾去函解释过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即本校与政府在注册方面产生了一些异议。现在经过与教会协商，校董会已获得授权，正在准备相关文书，将于今年夏天向中国政府申请注册。当然我们还是要确保大学的天主教本色，同时维护学校的古老传统。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接受这些条件。我们非常希望您的儿子或被监护人能够继续在圣约翰大学就学，我们相信您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
信中所说的卜舫济博士（Francis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是位美国传教士。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886年11月以圣公会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上海。一年半后出任圣约翰监院。卜舫济为这所年轻的学校制订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并积极实施，他导入的考试名誉制（无人监考）、记过制度和级长制度（Monitor System），在当时都是很先进的管理方法。他还全面推行英文教育，营造美式校园文化，圣约翰学生的英文成绩驰名沪上乃至全国。卜舫济倡导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圣约翰的体育成绩有目共睹，居于上海高校前列。圣约翰毕业生林语堂对学校的体育运动津津乐道，他在学校里学习打网球，参加校足球队，担任学校划船队队长。他本人还参加过远东运动会，曾是一英里跑的校记录保持者。林语堂幽默地说圣约翰大学的好处是给了他健康的肺。
圣约翰大学的迅速发展也引起了中国政府和海外大学的关注，到访的中外名流不计其数，1905年晚清重臣，两江总督周馥、江苏巡抚端方曾来校参观；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执掌哈佛大学四十年之久的埃利奥特校长1912年也曾访问圣约翰；1913年孙中山来校参观并作了“教育为本”的著名演讲。晚清中兴名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安徽巡抚恩铭等人还为学校捐款以资鼓励。
1941年，77岁的卜舫济辞去校长职务，提议由沈嗣良担任代理校长。1947年，卜舫济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这儿（圣约翰）是我的家，我要永远在这里，直到老死。”根据其遗嘱，百年后的卜舫济被安葬于上海静安寺公墓（BubblingWellCemetery）。
卜舫济先生像
对于学校工作，卜舫济永远全力以赴。看似外表严肃的他，其实对同学们关爱有加。学生们都把这位高瘦的美国老头尊称为老卜（Old Pott）。圣约翰毕业生施肇基、李承基晚年的回忆录里，都清晰地记得学生时代卜校长对他们的勉励和教导。
卜舫济主政圣约翰的53年间，学校的发展有目共睹。观滴水可知沧海，圣约翰的学生名单蔚为壮观：施肇基、顾维钧、宋子文、颜福庆、潘公展、严家淦、刘鸿生、林语堂、潘序伦、邹韬奋、荣毅仁、经叔平、孟宪承、刘廷芳、杨荫浏、贝聿铭、周有光、董建吾、陈从周、马约翰、俞大维、李慎之、张仲礼……曾任国文教员的钱基博说过：“东自美国横斐律宾南洋各岛以西渐欧罗巴大邦，莫不有圣约翰大学学生之踪迹焉。”
信中所说的“注册”，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就有要求。当时外国教会学校遍地开花，良莠不齐，为了约束独立在中国学校教育体系之外的这些教会学校，1917年到1925年间，政府四次要求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注册，但收效甚微。南京政府成立后，也曾多次发文约束，要求收回教会学校的教育权。1929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极其严厉的《私立学校规程》，要求教会学校校董会必须改组，中国董事人数至少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外国人不得担任主席和董事长；学校校长也必须由中国人担任；而且宗教科目不得作为必修课。
1931年8月31日是政府规定的教会学校立案最后期限，逾期未办者，一律作取缔处理。离期限越来越近，要求立案的压力越来越大。经过反复商议和沟通，原本不赞成立案的卜舫济改变立场，“两弊相衡取其轻”，认为立案总比关闭学校要好。1931年8月20日，赶在最后期限前，圣约翰校董会向上海市教育局申请立案。但因仍不能满足规程中的要求，一周后申请被驳回。原本就反对立案的圣公会，在11月19日发出公开信拒绝立案。直至1947年10月，在涂羽卿校长的努力和斡旋下，国民政府才批准了圣约翰的立案申请。能否通过立案，成为合法存在的大学，对圣约翰学生的未来发展影响甚大，甚至还直接干系到学校的发展。
信中提到的希望男同学继续来校读书，是因为当时圣约翰还没有开始录取女生。直到1936年秋圣约翰才开始招收女生，第一位女毕业生岑德美毕业于1938年，是来自燕京大学的转校生。
第二份公函
第二份英文公开信也是由沈嗣良签发的。1941年5月29日，时任圣约翰校长的他在这封致全体教职员工的续约信里这么写道：“感谢最近一年来广大教职员工的同心协力，并希望大家在新学年里能继续为学校效力。所有教职员工的基本工资从1937年起就没有增长过，鉴于目前的紧张局势，经营费用已经翻了几倍，学校所收取的学杂费根本无力满足学校的财政支出，为了满足教职员工的生活费用，学校已几次调整了红利与福利。1941年2月24日的信中也曾说过，教会曾经调拨给学校一笔2500美元的特别款项，从而保证学校能将工资发到7月份。但这之后就无法继续从基金会获得拨款。不过校方还是会竭尽所能继续请求。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卜舫济博士和差会高克私教务长能为圣约翰成功募集到资金。同时学校的各个部门也将继续勤俭办学。鉴于这个原因，校方目前无法提高教师工资收入。但从长远考虑，还是决定为两年以上教龄的教师、资深教师以及全职教会教师增加10%的基本工资。无论是否同意续聘，都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反馈。”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同年11月上海沦陷。这封信写于“孤岛时期”的最后几个月。为躲避战乱，在校友刘鸿生，宋子文等人的帮助下，圣约翰大学曾迁至公共租界的大陆商场办学长达两年之久。因为地窄人多，圣约翰与圣玛利亚女中只得共用校舍，分为上下午轮流授课。当时的上海局势动荡，汪伪政权高压恐怖,暗杀事件层出不穷；市民住房紧缺，拥挤不堪；食物匮乏、物价一日数变；难民潮也越发严峻，普通百姓的生活困苦不堪。柳亚子形象地比喻为“活埋时代”。由于战争的缘故，学费成为学校维系日常开支的主要来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自美国的支持更是完全被切断，学校运营只能全部寄希望于学费和校友捐助。为了节约开支度过难关，圣约翰还曾对中国教职员减薪15%。
1941年2月，有着深厚圣公会背景的沈嗣良临危受命接任圣约翰校长。同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全面沦陷。圣约翰大学里的西籍教师除了已经回国的，其余都被关进了集中营。学校是走是留，成为最大的问题。校董会召开紧急会议，颜惠庆当选为紧急校董会主席，最终还是决定留在上海继续办学。为了增收学费以维持学校运转，圣约翰不得不扩大招生规模，学校人数从抗战初期的一千余人，猛增至三千多人。留下坚持办学的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甚至被人误解。同为教会大学的沪江大学，1938年春刘湛恩校长被日伪特务暗杀时，学校没有停课。苦苦支撑到1942年1月，迫于严峻的形势，学校还是被迫做出了无限期停办的决定。坚持办学殊为不易，圣约翰虽然成为唯一一所在抗战期间完全在沦陷区办学的基督教大学，为沦陷区学子们提供了就学机会，但是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的三年，学校中断了与美国圣公会的联系，被迫向汪伪上海市长办公室办理备案；日语被作为必修课目，校方被迫聘请了日籍教师教授日文。
二、沈嗣良其人
签发公函的沈嗣良校长（1896-1967）是浙江宁波人，出生于一个教会家庭，父亲沈载琛是英国圣公会浙江教区第一任华人副主教。沈嗣良也是圣约翰的毕业生，他读书期间热爱体育，尤以网球最为擅长。留美进修体育课程后回到母校任教，先后担任过体育部主任、文理学院院长、副校长、代理校长、校长等职。沈嗣良最为人知的事迹，其实并不是在圣约翰任教，而是以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代表的身份，带领刘长春参加了1932年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赛场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参赛，打破了伪满洲国妄图参加奥运会的白日梦想，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尊严。1936年沈嗣良还与王正廷一起带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式上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国旗手刘长春身后即为沈嗣良
抗战胜利后，沈嗣良校长在“锄奸反沈”运动中辞职，随即被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逮捕。圣约翰校董会为他辩护，认为沈嗣良与伪政府来往是为了减轻学校压力。华发颓伤的沈嗣良则辩解自己不顾政治环境险恶，通过提供教育机会积极为中国政府服务，培养中国年轻人才。但最终还是因通敌嫌疑被国民政府逮捕并判刑一年半。出狱后沈嗣良定居美国并加入美籍，在教会组织内担任牧师，为东方学生服务;教育当地孩子学习中文;教老人学习烹饪、写作、中国戏剧，直至1967年突发心脏病去世。
三、收信人傅统先
这两封信的原主人是傅统先教授（1910-1985）。他是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杜威学说、皮亚杰学说上的译介、研究成就居于国内领先水平。傅统先出生于湖南常德，也是圣约翰人。1932年毕业于约大，主修哲学，求学期间曾主编过中文版的圣约翰大学学报《约翰声》。1938年到1941年在圣约翰教授逻辑、哲学课程。1942年到1948年被聘为哲学教授和教育系主任。傅统先读书刻苦，在校期间就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哲学论文，卜舫济注意到了这个优秀的年轻人，对他青眼有加。30年代中期傅统先积极参与中国哲学界辩论，与张东荪相知。傅统先的一生除了教书就是读书，直到晚年还把握着学术前沿。
好友藏品瞿鸿禨题《约翰声》
收到第一封信的时候，傅统先还只是大三的学生，等到第二封信的时候他已成长为圣约翰大学的教师了。面对沈嗣良是否续聘的询问，傅统先选择了留下继续授课。为稻粱谋，除任教于圣约翰之外，他还在沪上多所大学兼课。留在上海不等于不爱国，傅统先的研究生陆有铨回忆恩师时说：“傅统先积极向学生传播爱国思想，还因此受到了汪伪特务的死亡威胁，给他寄来了装着子弹的恐吓信。”
从信的品相看，傅统先精心保存了七八十年，也大概只有过来人才知道这两页故纸中蕴藏的价值和背后的故事。它们记录着圣约翰人当年的尘封往事，承载着圣约翰人为坚持办学而付出的不懈努力，彰显着圣约翰人对学校的深厚情谊。
有意思的是事后才知道，这个专场还是认识的上海卖家送拍的，这两封信在北京拍场上兜了一圈又回到了沪上。
四、 其他
关于沈嗣良，似乎还想多说几句。他入狱后王元化曾撰文《两个文奸被捕》：“一个是沈嗣良，另一个是杨光政。……帮闲的嘴脸已经完全露在我们的眼前了。”曾被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为1940年度最佳外国报纸，在国内影响力很大的《大公报》对沈案也有连续报道。1946年12月26日《大公报》发文《沈嗣良案再审昨日传被告有利证人》。“本报讯 前圣约翰大学校长沈嗣良，自高检处依汉奸罪嫌提起公诉后，高院曾一度开庭调查，昨由萧推事再度传讯证人四名，并未提取被告审讯。首传倪葆春，据称：本人一向在滇缅路等地参加救亡工作，沈嗣良为医师委员会委员之一，然因人力不敷分配，由沈鼓励约大学生参加工作。在沪收罗各种人才，均为该校学生。计医生二十名及副手一百余人，器材运输与经费等，得被告沈君之助不少。继由工程师杨广麟答称:本人曾执教于约大，被告沈嗣良一向以维持学校为己任，担任伪职，亦以上项工作为目的。故彼所任伪职，至无关紧要，仅一虚衔而已。至于聘用日教授实因当时敌人认为约大为英美派，不任用日员则遭歧视，任用山本田川二日人担任历史及宗教二科。再由现任约大教务长黄嘉德答称：被告沈嗣良任校长乃由校董会及美教会之推举，担任伪职事，仅见伪报所载。据我所知所有发表被告担任伪职，事前未征得被告同意。事后仅亦硬投以委任状。三十三年时，被告出席伪全国教育行政第三次特别会议，乃征得校董会及美教（会）之同意，有董事长颜惠庆之函可资证明。最后出伪关署长张素民（在押）供述，据称：敌产管理处属伪财政部，被告任伪处长。当时伪管理处得日军移交英美人财产之一部份，本人因欲维护英美人之财产故，想法使彼之财产由彼等自己管理，本人处于不干涉地位，故文化部曾函请被告沈嗣良管办。惟当时并无通知书及委任状，仅口头通知而已，故沈并非“敌产管处”委员，至此庭论改期再讯。”
1946年12月26日《大公报》
本文并无意于纠结沈嗣良究竟有没有同流合污，想做的无非就是从一些细微的故纸、资料着眼，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努力探寻事物的本来面目。写作本文的另一个收获是，通过大量查阅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发现圣约翰“六三事件”中甚嚣尘上的所谓卜舫济校长撕毁中国国旗事件，只是三人成虎罢了，可叹的是这个谣传的影响范围极广，好像完全遮蔽了事情的本相。
如果能和著名的西南联大一样，圣约翰也撤往大后方办学，那么沈嗣良应该与马约翰同出一辙，有机会为中国培养出身强体健的莘莘学子和体育人才。可惜的是历史不能假设，徒然扼腕。
圣约翰大学的结局与其他教会学校并无二致，这所蜚声海内外的名校撤销于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时。
本文原刊于《点滴》2018.3。
主要参考资料：1）徐以骅主编《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
2）于述胜采访陆有铨《傅统先教授的学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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