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梯若爾
雖然貨幣的價值是虛構的，但貨幣卻具有非常有用的經濟職能。不過這也只是一層面紗。決定一個國家財富的“真正的”力量，是它的公民的能力、他們的勤勞和智慧、他們所能利用的資源以及他們的經濟和政治組織方式等等。
——弗裡德曼《自由選擇》
蘇聯的全權計劃經濟和完全放任資本貪婪（無規則約束）的商品經濟之間擁有非常多可以調整的地方。
現在是有規則約束的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性企業佔主導市場競爭的市場經濟。
市場中別人買你商品，可不管你是奴役制度下的產出，還是國企生產，盈利為目的商業企業，還是上市公司，也不管你是各種政治經濟下的產出，看你商品的質量是不是好的（工程項目、裝備設備、互聯網服務、通信等等）。
一個國家的競爭力，體現在產出和服務上面，說白了就是一個國家能夠為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國家的人們提供什麼樣的商品和服務。
提供服務和商品就需要一套商業服務體系等等。
另一句話就是競爭力看商品，看結果。
自由市場的自由競爭——我們想通過競爭性的市場經濟到達的目的是什麼——下面：
法國經濟學家梯若爾因對市場力量和監管的研究，獲得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下為諾獎委員會給出的獲獎理由：
梯若爾躋身當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列，他在眾多領域做出了重要的理論研究貢獻，他最傑出的成就是闡明瞭如何理解和監管由數家公司巨頭主導的行業。
很多行業為數家大型公司或單個寡頭控制。監管缺失，類似市場的產物都不受社會歡迎：非成本因素造成的價格高企，或是效率低下的公司通過阻礙新的、更高效的公司進入市場而存活。
1980年代中期以來，梯若爾向該類市場失敗的學術研究中注入了新生命。他對市場強權公司的分析提供了一個統一的理論，提出了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策問題：政府如何應對公司合併或卡特爾，以及應該如何監管壟斷性公司？
在梯若爾之前，研究人員和政策制定者尋求適合所有行業的總體規則。他們倡導簡單的政策規則，如為寡頭設定價格上限、禁止競爭者之間串通，但允許價值鏈上位置不同的公司進行合作。梯若爾的理論顯示，這些監管規則或在特定狀況下有效果，但在其他情況下則弊大於利。
價格上限能為統治性公司提供削減成本的有力動機，這有利於社會利益，但價格上限也可能會允許過度利潤存在，這又不利於社會。市場中在定價上進行合作通常有害，但專利上的合作能夠造福社會。一家公司和其供應商合併可以鼓勵創新，但也會扭曲競爭。
此，最佳的監管或競爭政策應該審慎地適應各個行業特定的狀況。在一系列的文章和著述中，梯若爾闡述了設計這類政策的基本框架，以及如何讓其適應於一系列的行業，其範圍從電信業直至銀行業等。藉助這些新的理念，政府可以更好地鼓勵強大的公司變得更具創造力，同時又防範它們傷害競爭和客戶。
企業家精神，想想那些在一代企業家就把企業帶向輝煌的人物(有時想想企業家精神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這個企業誰創立的，誰帶領它走到輝煌的）。
福特下的福特，洛克菲勒下標準石油，摩爾下的Intel、蓋茨下的微軟、喬布斯下的蘋果、埃裡森下的甲骨文、佩裡下的谷歌、扎克伯格下的Facebook等等。
任正非下的華為，柳傳志下的聯想，馬雲下的阿里巴巴，李彥宏下的百度，馬化騰下的通訊，王健林下的萬達，劉強東下的京東，魯冠球下的萬向，曹德旺下的福耀等等。
如果從企業的發展下面談企業家精神，我們需要首先回答什麼樣的企業是好的企業，使整個行業的引領者，波音空客這樣的寡頭競爭企業需不需要談企業家精神，不是太需要。
如何把企業做的更好，的確是企業領導層的任務，與其說企業家精神，還不如一步一個腳印把企業做好，把企業在這個行業做到數一數二的時候，成為行業的領導者的時候。（以上舉個例子都是把企業做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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