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蘭開斯特·弗萊明
（1908－1964），曾在路透社莫斯科記者站工作，“二戰”期間任英國海軍情報局局長的私人秘書。1952年，已經退役的弗萊明開始根據自己的間諜經驗創作007系列小說，一經出版便取得巨大的成功，暢銷多國。
《驚異之城》
版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8年2月
《007系列之神秘金手指》
版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6年5月
伊恩·弗萊明的《驚異之城》可以歸為典型的“旅行文學”行列，但也有它自身的特點。作為007特工詹姆斯·邦德的創造者，在由《星期日泰晤士報》提議並資助的環球旅行中，弗萊明也體現出某種對於“驚險刺激”的格外趣味。自然，對於《星期日泰晤士報》，只要點明作者是超級暢銷書邦德系列小說作者伊恩·弗萊明，這個投入“巨資”的遊記專欄也就成功了一半。
事實也的確如此，這本遊記在如同熱帶植物般快速繁殖的旅行文學中不算特別出色，但是，它依然因為作者本身的特殊而凸顯了出來，並且在多年後被譯成中文，加入到中文世界旅行文學的崛起之中。讀者對於這本書顯然有一種期待，這位以寫緊張刺激的間諜小說聞名的作者，會給我們帶來一種怎樣不同的旅行感受呢？然而，弗萊明字裡行間的挑剔和傲慢，以及對各座城市浮光掠影的輕薄，讓人大感失望，甚至難以忍受。
避開“日常生活” 旅行文學的先天不足
在有關日內瓦那一章開頭，伊恩·弗萊明以他一貫的挑剔刻薄的口吻，把威尼斯挖苦了一番：“威尼斯早就落入俗套了。我曾想寫一篇關於威尼斯的幽默散文，但不寫運河、貢多拉、教堂和廣場。我將專注於描寫火車站純粹的建築藝術、證券交易所的運作、威尼斯財政的亂象，以及自來水廠和發電廠的歷史。……不過，除了胡謅這樣一篇，威尼斯實在沒有什麼新鮮的東西可談。”老實說，在忍耐了弗萊明大半本對世界各地“橫挑眉毛，豎挑眼”式的尖酸刻薄的品頭論足之後，看到這裡，按捺已久的牴觸情緒似乎立刻爆發了。
雖然我沒去過威尼斯，但是有關威尼斯的文字記憶可是太多了，這位老兄竟敢說“威尼斯沒有什麼新鮮的東西可談”，我喜歡的兩位詩人龐德和布羅茨基都很喜歡威尼斯，甚至於最後都安葬於此，後者曾17次到訪威尼斯，並曾以詩一般的語言為威尼斯寫下了厚厚一本《水印：魂系威尼斯》。我喜歡的奧地利詩人霍夫曼斯塔爾則在《美好時日的回憶——威尼斯隨筆》一文中以極端敏感纏綿的語言描述了他在威尼斯的遊蹤。更別說小說家托馬斯·曼的名作《死於威尼斯》，把內心糾結、沉溺於畸戀的主人公阿申巴赫生命中的最後一段旅程也放在了威尼斯。
此外，威尼斯還激發了另外一些大作家——普魯斯特、羅斯金、里爾克、拜倫、歌德、麥卡錫、蒙田、蒙塔萊等——的靈感，“他們的言辭像運河的流水一樣盤旋四周，就像貢多拉小舟過處，陽光照耀漣漪，揉碎萬點微光。”（諾特博姆語）
我為威尼斯做這番辯護的原因，是想說明真正的文學恰恰是從“沒什麼新鮮東西可寫”的窘境出發的，龐德對此有過更好的總結——文學就是日常生活的新聞。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的“旅行文學”恰恰因為避開了“日常生活”而顯出先天不足。追求新奇感，往往是旅行者背起雙肩包踏上旅程的最初動機，同時也暗示著人們困守於一隅的生活方式是乏味麻木，不可取的。
新奇感驅使人們毅然出發，驅使人們在厭倦感即將襲來之前從一座城市漫遊到另一座城市，而旅行文學則是對這種漫遊的記載：所見所聞，新奇的物件，與自身迥異的生活方式，在眼前晃動然後飄過的芸芸眾生。這種行走的方式，註定了典型的旅行文學是一種本質上“浮光掠影”的印象記。對此，伊恩·弗萊明也有清醒的認識，在結束了香港-澳門-東京-夏威夷-洛杉磯-拉斯韋加斯-芝加哥-紐約的第一階段環球旅行之後，他總結道：“我花了30天環遊世界，而為旅程寫下的只是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和一些膚淺的，偶爾缺乏尊重的評論。”
追根究底，這是由一味追求新奇感帶來的，新奇感似乎容易獲得（踏上旅程就行），但也特別容易失去，那麼典型的旅行註定是扁平的，旅者從那些優美風景和美食名饌上掠過，從淺層的人文歷史或貌似獨特的生活方式上掠過，只要他稍作停留，厭倦感即刻像鬼影般尾隨而至。而且，每本旅行文學裡都充斥著太多人物，但他們的職業往往很單調——餐廳或酒吧侍者、出租車司機、飛機上的空乘，更多的則是街頭匆匆而過的路人，或者和作者一樣是懷揣同樣夢想和期待的觀光客。但這些人物在遊記裡都是匆匆過客，只留下一個側影一個動作一個神秘的表情，偶然地被遊記作者記在書中，成為一種點綴，成為旅行文學為何是扁平化的一個證明。
傲慢的語調
想方設法貶損觀察物
雖然整本書語調多少有些傲慢，按照著名的旅行作家簡·莫里斯在序言裡的說法，他“對一切都挑起一對高傲的眉毛”，但是整本遊記裡對於賭博（這些城市裡包括澳門、拉斯韋加斯和蒙特卡洛這三座著名的賭城並非偶然）各種門道的津津樂道、對於富於傳奇色彩的香港黑幫和芝加哥黑幫歷史與現在的介紹等，都顯示出這位傲慢的作者內在的對於讀者的體貼——他知道媒體需要怎樣的稿件，也明白讀者想要看什麼。
在書的開頭，弗萊明坦承自己也許是這個世界上最拙劣的觀光客，“甚至經常鼓吹在博物館和美術館門口提供輪滑鞋。我也受不了在政府大樓吃午飯，對訪問診所和移民安置點更是毫無興趣。”這些無疑都暗示出弗萊明不是按常理出牌的旅行者，同時也是他內容獨特的遊記的變相廣告。可是讀完全書，給我印象最深的倒是他苛刻的語調，像“香港夜晚的街道是我走過的街道中最迷人的”這樣誠懇樸實的句子，在書中幾乎是絕無僅有的。（看得出，他的確喜歡香港）
在大多數篇幅裡，弗萊明都在想方設法地貶損觀察物，這甚至成為他的這本遊記最突出的語言風格，當然其中混雜著幽默（逗人一樂），但是當這種嘲弄更多地指向他人時，離刻薄也就不遠了。我隨意從書中選取幾句：“就在我觀察他時，一個穿著黑色綢裙、年紀可能是50-100歲之間任何一個歲數的女人離開最近的那張桌子，走到他身邊。”“毫無疑問，巴林擁有這個世界上最骯髒的國際機場。就算在監獄裡我也無法忍受這樣的洗手設施。慢騰騰的風扇掛在一塌糊塗的棚屋牆上，連蒼蠅都懶得動一動。”“假如這群老年人穿著適合自己年齡段的衣服，他們就會消失成為城市背景的一部分，但是在夏威夷，成千上萬六七十歲的老人穿成各種奇怪的樣子，這更讓我感到壓抑。”
刺激與新奇
類型文學的套路限制
《驚異之城》對於各種賭博方式以及賭場中的各色人等，都有細緻傳神的描述，對於聞名世界的香港黑幫和芝加哥黑幫也有較為詳盡的介紹。同時弗萊明自己超級暢銷書作家的身份，以及《星期日泰晤士報》本身的影響力，使他得以採訪各地的一些精英人物。比如在澳門，他拜訪了黃金大王羅保博士；在洛杉磯和芝加哥，他採訪了《花花公子》總部和知名的犯罪新聞記者；在日內瓦，他到卓別林家裡做客。這些都保證了《驚異之城》在追逐新奇感方面有其過人之處。
我想這既是弗萊明自己的興趣所在，也吻合媒體對於稿件的要求，因為對於媒體而言，內容本身的特異性（獨家或者新奇）永遠要優於文字風格。換句話說，只要內容足夠夯實，文字做到清晰流暢也就夠了。顯然，《驚異之城》幽默貶損兼備，有時又非常生動形象的文風，早就超過了媒體對文字的一般要求，也就是說，弗萊明提供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遊記都是十足的優秀稿件——從媒體的視角而言。
問題是，和上文談到的旅行文學過多的人物一樣，過於紮實的內容，也使得整個文本過於擁擠，沒錯，這正是媒體報道的特點，媒體報道對於“事實”本身有一種可怕的飢餓感，它不能忍受作者陷入玄思——哪怕發會兒呆也不可以。如此留給文字自身表現的空間就太小了，而文學自然也就被擠出報章那過於緊湊的版面。
作為純文學的熱愛者，我對《驚異之城》可能有些苛求了，拿托馬斯·曼的小說和霍夫曼斯塔爾的散文和《驚異之城》比到底有點怪異。我自己雖然對各種賭博毫無興趣，但並不妨礙更多的人對賭博持有盎然的興趣，而且弗萊明完全可以反駁說——我本來就沒打算寫傳世之作，它就是有關旅行的一些浮光掠影的記錄而已。就像推理小說的作者也沒想著要和托爾斯泰去競爭，他們想得更多的可能還是勞倫斯·布洛克或者雷蒙·錢德勒，以及銷量和版稅。
換言之，我根本就不是《驚異之城》的目標讀者，喜歡這本書的人肯定大有人在，就像更多的人喜歡邦德小說、《哈利·波特》和斯蒂芬·金的小說一樣。但是隻要進入文字領域，一種比較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這種比較從根本上講並不建立在銷量和版稅的基礎上。作為類型文學，推理小說、偵探小說和旅行文學都有廣闊的市場，它們內部也有高下之分，有些類型小說就是更吸引人，賣得更好，有些可能也會無人問津。
總體而言，類型文學的套路性限制了它可能到達的高度，它對讀者過分地體恤，它用刺激和新奇這兩個有效轡頭牽引讀者的自覺意識，都使它不可能像那些經典文學那樣更多聚焦於人性和語言本身。從這個意義上講，包括旅行文學在內的類型文學，的確是通俗文學市場上的主力軍，但並不肩負精英文化的傳承。
□凌越
閱讀更多 新京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