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振玉 （1866—1940）
字叔蘊、叔言，號雪堂、貞松，浙江上虞人。
中國近代著名學者，在甲骨學、敦煌學、古器物學、金石學、目錄學、校勘學、農學等領域都取得了極高成就，對中國近代學術做出了突出貢獻。
書畫鑑藏家，平生著有《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南宗衣缽跋尾》《雪堂書畫跋尾》等書畫類著作。
辛亥革命後，羅振玉攜家東渡，定居日本京都，開始了八年“自我放逐”的隱逸生涯。羅振玉給在京都的寓所起名叫“永慕園”“宸翰樓”。
成書於民國七年（一九一八）的《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是羅振玉的藏品著錄，從中可窺見其藏品的規模。在著錄體例上更有羅氏不同於他人的嘗試與考量。
梁鼎芬為羅振玉題“宸翰樓”
北京匡時 2015年 春季拍賣會
清代流行的書畫著錄體例
書畫著錄自唐代所存的《貞觀公私畫史》始，已有千餘年曆史。
清代以來至民國時期的書畫著錄體例，大多沿用高士奇《江村銷夏錄》的著錄模式。這種著錄模式的流行，自然說明《江村銷夏錄》其中有某些科學性，抑或有一套比較精密而穩定的著錄體例吸引了後來者的效仿。
清 高士奇《江村銷夏錄》 提要
在印刷圖錄不發達的時代，《江村銷夏錄》無疑對書畫作品特徵的保存有積極意義。書畫著錄是書畫鑑藏研究的重要參考依據，以文字敘述完整地記載書畫作品的基本狀況，可以避免研究中的“一畫多名”的情況。
《江村銷夏錄》著錄模式在清代的流行，效仿者也是基於以上價值判斷。他們借鑑《江村銷夏錄》的模式，無論是否直言受其影響，從接受程度來看確是廣泛的。
但也有不同聲音，清末鑑藏家顧文彬就不滿於高氏體例中的印章羅列，在《過雲樓書畫記》中不無諷刺地說：
自《江村銷夏錄》後，於前代公私璽印，悉載無疑。甚至葫蘆、連珠，鉤摹滿紙，餘終嫌其古董家數。且鑑賞之道不盡在是，何必合上下百年作集古印格哉？
羅振玉《甲骨文老壽文學七言聯》紙本
130.7×32.7cm×2 浙江省博物館藏
如果說顧文彬指出《江村銷夏錄》的“古董家數”為主觀的個人喜好，那麼餘紹宋《書畫書錄解題》中對《江村銷夏錄》模式的流弊評價則是客觀的：
著錄書畫之書，至江村是編而體裁始密，乾隆時編《石渠寶笈》《秘殿珠林》二書多仿之。後來著錄之家，以其易於仿效也，遂以為定式。其弊也，不講考證，不重真賞，而徒以抄胥為能。於是著錄之書，幾於汗牛充棟，而雜蕪遂不可問矣。
作為書畫鑑藏家，羅振玉曾直言“予每得書畫，不喜檢前人著錄”。他對書畫的甄別方式主要依靠“目驗”，並說明其中原因：
近來收藏家篤信著錄品，然以予平生所見，著錄品中偽跡不少。且或以橅本為真，致世人遇正本反以為贗者。然此但可紿耳學者耳，真鑑之士，自以目驗為斷也。
羅振玉《甲骨文左尊甘雨八言聯》紙本
129×20cm×2 常州博物館藏
由於書畫著錄採用文字性描述，這就為很多按著錄作偽者留下了很大空間。作偽者根據文字性的描述，偽造題跋、印章且使其都有來源依據。詳細的文字著錄正為作偽者提供了這種方便。
更有甚者，先作偽再將偽跡著錄成書，如明代張泰階《寶繪錄》就屬此類著錄。在羅振玉看來，著錄之不足為信，那麼對清代以來流行的書畫著錄的舊典範自然也不會滿足。在體例上，羅振玉《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是區別於舊體例之外的再造嘗試。
永豐鄉人五十一歲小像
《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的體例特色
《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收書畫等作品共一千三百六十餘件。體例上分為“天章錄”“天潢錄”“玉椀錄”“景行錄”“資聞錄”五大部分，之後又有“書錄”“畫錄”兩部分。
前五部分以書畫作品的“主題性”為歸類依據，“主題性”之外的作品則歸於後兩部分。羅振玉曾倡導古器物學，認為古器物學的兩個重要綱目是“類別”與“流傳”。
羅振玉 《宸翰樓書畫錄目》手稿 旅順博物館藏
“類別”是指對古器物不同屬性的歸類，羅振玉在《與友人論古器物學書》中將古器物分為十五類，主張分類型研究。《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的“主題性”分類體例，就是來源於其倡導的古器物學研究方法。這種對書畫的分類體例，是絕去依傍、自出心裁的“前人所未有”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從著錄體例的先後劃分與所藏內容都反映出羅氏的“遺民”性。沒有哪部書畫著錄能像羅氏一樣反映出編者的“身份”與“政治”特徵。
“天章錄”
所收錄者為清代帝后的書畫作品，自順治以迄宣統，共九十七件。作品標明名稱、形制、用紙、署款等信息。而《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中將命名為“天章”的這部分放置在最前端，其中原因應該是孤懸海外的“遺民”在心理上的自我慰藉。
“天潢錄”
收錄清代宗室成員的書畫作品，共四十一件，標明瞭作品名稱、形制、用紙、署款等。
“玉椀錄”
為《石渠寶笈》曾著錄的書畫等作品，其中書畫作品五十二件，另有印章、瓷器等雜項三十二件。順序也以清代帝王、名臣的作品為先，之後再按宋、元、明、清朝代順序排列。這部分的分類顯得雜蕪，除書畫之外的雜項也混編其中，朝代先後也較混亂，於分類、體例則失於嚴密。
“景行錄”
是書畫作者之品德學行以及書畫作品主題所反映出在道德方面足資效仿的一類。共收自唐代至清代的書畫作品一百五十四件。所謂“道德品行”主要指舊道德中的忠孝節烈。
“資聞錄”
所收為元代至清代的書畫作品，共一百七十三件。這一部分的分類主題在於書畫作品出於文人之手，作者與作品往往能夠反映出某些時代的歷史特徵。如此書畫作品則可作為考證畫史與歷史的文獻資料，具有學術價值。
“天章錄”
所收錄者為清代帝后的書畫作品，自順治以迄宣統，共九十七件。作品標明名稱、形制、用紙、署款等信息。而《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中將命名為“天章”的這部分放置在最前端，其中原因應該是孤懸海外的“遺民”在心理上的自我慰藉。
“書錄”與“畫錄”部分的收錄並無明確的“主題性”，是上面五類主題之外的歸類。
“書錄”
收唐代至清代的書法作品共二百八十七件，其中收錄六朝至唐代的敦煌寫經五十八件。自清末敦煌石室盜發後，大量敦煌文書、經卷流向市場，藏書家紛紛爭藏，其中以李盛鐸收藏最為宏富。羅振玉也曾藏有部分敦煌文獻。從中可以反映出羅振玉對這部分寫經作品在書法藝術價值上的認定。
“畫錄”
部分收六朝至清代繪畫作品五百二十五件，是各部分中數量最多的一部，偽跡亦混雜其中。如六朝人《畫雪軸》、唐人《雪山朝霽圖》、王維《江山雪霽圖》、董源《江山半幅》、巨然《唐人詩意圖》等都屬託名之作。在京都期間，羅振玉的生活與學術研究的經濟基礎主要來源於鬻售文物。
由上基本可以窺見羅振玉的收藏規模與《宸翰樓所藏書畫錄》分類體例的編纂主旨。道德性、學術性以及飽含“遺民”特色的“政治性”是《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的主體構造。這種“主題性”的分類體例是書畫著錄史上的一次嘗試，雖然其中仍有不足。
隸書行草扇面 《漢安國侯虎符題記》
《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的體例意義
對羅振玉《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的評價，首先應將其歸於所屬年代，與其他書畫著錄作橫向比較來討論其得失，其次應將其放到書畫著錄史的縱向序列中來看它的意義。
羅振玉《甲骨文三德五風七言聯》
130×31cm×2 紙本 上海博物館藏
《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之所以不同於當時其他書畫著錄的體例，原因在於羅振玉敏銳地意識到書畫作品並非僅僅是供人耳目之娛的“玩物”。他不厭其煩地強調書畫鑑賞中的學術性：
予為此錄，欲一變前人譜錄之體。蓋書畫者，感官之所繫，學術之所資，非徒供人玩好已也……此錄之旨，與近日言鑑藏者固未必盡合，然以美人倫、厚風俗，下之亦為多聞博學之資，則此編無多讓焉。
在藝術觀念上，羅振玉也將“美術”這一概念獨立區分於其他學科，屬於先行者。在《東方學會簡》中，羅振玉說“本會以研究東方三千年來之文化，約以哲學、歷史、文藝、美術四類為宗旨”。近代西方分科之學傳入中國後，羅振玉接受了分科之學將美術與其他人文學科並列來看，對藝術的研究有其自覺性。
《新羅真興太王巡狩碑》拓本釋文並跋
綜合羅振玉對美術、書畫作品的觀念來看，《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的最大特色是“主題性”分類體例。突出“主題性”分類，考鑑藝術作品所繫的制度變遷、道德興衰、學術演進、文明興替、工藝良窳，對後來之深入研究有啟示意義。雖然羅氏在分類方式上有濃厚的“遺民”特色，體例簡略而作品駁雜，其中也不乏偽跡。但這種“主題性”分類在書畫著錄史上仍有篳路藍縷之功。
羅振玉的《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雖然存在若干缺陷，而從羅氏對藝術的觀念及著錄的“主題性”意識來看，仍有某種意義上的先行性。
本文改編自《書法教育》2018年第4期
宋玖安《羅振玉的體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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