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我努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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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林小静
伍秉鉴是世界首富的说法来源于1834年的《华尔街时报》，文章称伍秉鉴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估计资产达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几乎等于当时清政府全年收入的一半。2001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出过去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名单上有六个中国人的名字：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其中，伍秉鉴是唯一不以权势而能拥有倾国之富的商人，被认为是19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的画像曾经长期被悬挂在英资香港汇丰银行总部大厅，《华尔街日报》评价他说：“出生于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鉴，继承父业与外商从事买卖，又进一步贷款给外商并以此获得巨额财富。”美国学者马士也评价说：“在当时，伍氏的资产是一笔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
（伍秉鉴）
那么，伍秉鉴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能够被誉为当时的世界首富呢？伍秉鉴（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生于广州。1801年，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十三行中的怡和行，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外贸代理生涯。伍秉鉴的发迹与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离不开关系， 。乾隆中叶之后，清朝只开放广州一地对外贸易，史称”一口通商”。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洋行行业的公行组织正式批准成立，“官商”改为“公行”，洋行制度宣告设立。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也叫官商，是由官方指定商人充当对外贸易的经纪人，刚开始时只有十三家有垄断经营权，成为中西贸易、交流的中心。在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下，催生了广州十三行商人群体的迅速崛起，他们与两淮盐商、晋陕商人一起，被后人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广州的十三行当时在西方享誉盛名，西方人称它是世界的“华尔街”，1850年广州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排名第四，1875年仍名列第七，可以说其富可敌国。
（伍秉鉴私家花园）
伍家正是十三行行商中的一员，伍秉鉴的父亲曾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多有来往，并在其扶植之下创办了怡和行。伍秉鉴接任前，怡和行的贸易额在行商中列第三位，其时排名首位的是潘振承创办的同文行。他接任后不但让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潘氏成为行商总商，1813年怡和行贸易额已经跃居行商之首，伍家因此成为广州行商的领头人。伍秉鉴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主要原因在于他在处理同外国人和清政府、其他行商的关系中游刃有余，三面都能讨好。英商称他为“行商中最精明的人”，而美商则把他看作是最可靠的人，当时流传这么一个故事，奠定了伍秉鉴在美国人中的良好声誉: 据说一位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美国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债务，欠款在身，离家多年却不能回国，伍秉鉴撕掉了借据，让他放心地回国。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对手，尽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费较高，但仍乐意与他交易。
（广州十三行）
伍秉鉴也非常注重搞好和其他行商的关系，虽然是竞争对手，但他却秉持“利益均沾”的原则，1811年，伍秉鉴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事后却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层有一位行商黎光远因经营不力破产，按当时朝廷的规定，要被充军伊犁，伍家便筹款捐助他在流放地的生活。从1811年到1819年，伍秉鉴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达200余万银元，使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于他。伍秉鉴在行商群体中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他被推举担任十三行公行的总商。
在”一口通商”时期，伍秉鉴能够广州十三行行商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离不开清政府的扶植，他先后利用贿赂、捐赠等各种手段与官府建立密切关系，伍家几代人都有官衔与封荫。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廷战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于是下令广州行商归还条约规定的外商债务300万两白银，伍家又独担100万两，行商公认缴134万两，其他行商摊派66万两。不过也正是《南京条约》的签订，广州“一口通商”的优势已不在，广州十三行优势全无，行商随之日益衰落，有的走向破产，伍秉鉴也不例外。可以说伍秉鉴的成功是清朝“闭关锁国”政策下的产物，而一旦清朝的这一政策被打破，他所取得的荣誉也一并消亡。
参考文献：
小广：《19世纪世界首富伍秉鉴》，《黄金时代》，2006年第06期。
贺痴：《清代世界首富伍秉鉴的财富人生》，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年10月。
华 兴 春 秋
小编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施祺 杨培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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