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一浮看来，六艺不仅统摄中国一切传统学术，而且也统摄西方一切学术。既然性德是天地人生的根源，既然性德是人人所本来具备的，既然性德所流淌出来的六艺之道充盈于天地之间，既然一切都是六艺的体现，因此人类的一切思想无不是性德与六艺的不同方面的展示而已。当然，正如前文所强调的，这里所说的六艺并不限于作为经典的六经。
马一浮早年游学美日，广泛了解西方哲学思想，但事实上他对西学缺乏严格的训练与深厚的素养。不过，马一浮本于他的国学修养，对西方学术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洞见，那就是他认为西方哲学与文化“悉因习气安排”，因此“从来无人见性”。在马一浮的思想中，性德是最根本的思想基础，因此“不见性”就意味着西方思想遮蔽和失去了源头活水。由于西方在源头处有所差失遮蔽，于是影响到后来西方思想每走一步，都不能本真无妄，都是“习气安排”，最终走向封狭，使各学科“各有封执而不能观其会通”。正因为西方思想文化不能见性，不达本源，是性德运行的一种变异与遮蔽形态，所以以性德的全体开展为基础的六艺得以统摄整个西学。
西方二希（希腊、希伯来）传统开出哲学、科学、宗教等思想学术。因篇幅所限，在这里我们仅考察马一浮所提出的“六艺统摄自然科学”，看看他是怎样说明这一论题的。马氏认为，性德之流行，是通过“象”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有了“象”，而后才有“数”。象的周流、牵引、伸缩与出入，使易教得以成立。自然科学以数目、数量、时间、空间等为主要的研究范畴，这些范畴其实都是象的各种形态，因此自然科学与易教是相通的。但是话说回来，这些范畴，是由于自然科学对象数采取了一种现成性的观看领会方式，从而将其对象化、现成化、固定化。这是对本源的象数的一种执着与遮蔽形态。由此，象数的基础即性德隐退了，象数的流行性、涵摄性给消囿了，科学的工作便容易收缩为仅仅对对象化、固定化的象数的数学筹划、范畴界说。但是，只有奠基在一个性德开展出来的本源象数的流行境域上，对象数的现成化、固定化才是可能的。因此，自然科学不但与易教相通，而且也统摄于易教，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变异与衍生形态。科学有所封执，因此难以见性。
除了论述自然科学为六艺、易教所统摄外，马一浮还体认出哲学统摄于《易》、社会科学统于《春秋》、宗教统于《礼》等论题，今不详述。
马一浮所提出的六艺统摄西学、西学未能见性等判教论题，在熊十力以及后来的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处都能找到相应或相近的内容。熊十力曾有“性智”与“量智”之分，并指出由性智可建立玄学，由量智可建立科学。量智的构划以对象化、客观化为基础，并不能见性见体，如要见体，则需要靠性智。同时从根本上说，量智原来即是性智的发用，因此性智可统摄量智。可见，熊氏之科学不能见体之说，与马氏之说具有内在一贯性，只不过后者是在六艺与易教的背景下加以阐发罢了。后来牟宗三发扬熊十力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两层存有论（执的存有论与无执的存有论），并会通《起信论》一心二门（心生灭门与心真如门），建立起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会通西方科学民主（此属生灭门、执的存有论）的大综合。这也与马一浮六艺统摄西学、六艺统摄科学等判教观相接近。
但是在判教上，马一浮与熊十力、牟宗三也有差异。马一浮相当强调儒家六艺的本位立场，相当强调科学、哲学的虚妄性并过分排拒之，倾向于“摄用归体”的收摄性方向。相比之下，熊十力，特别是后来的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则在此基础上对科学与哲学等有所重视并有具体的考察，同时在某种程度与条件上对它们给予肯定，较倾向于“从体起用”的开拓性方向。现在看来，马一浮并不关注和辨析传统文化与科学的融通、曲通的环节与过程，而是一步到位、自说自话，这种取向在当代的背景下，明显是薄弱与贫乏的，其保守性与局限性也自不可掩。
摘自“大家精要”丛书之刘乐恒《马一浮》
作者简介
刘乐恒，1981年生，广东东莞人，哲学博士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讲师。曾访问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并在美国西肯塔基大学讲授中国哲学课程。主要研究领域为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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