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秋天，中國京劇院導演阿甲忽然被一個電話叫到文化部，給了一個劇本。
阿甲拿過來一看，劇本的名字叫《紅燈記》。他翻了翻說：“好吧，我們回去研究一下。”
回去以後，阿甲經過認真閱讀，覺得劇本不錯，同意上戲。經過仔細研究，決定由李少春演男主角李玉和，劉長瑜演女兒李鐵梅，高玉倩演母親李奶奶，袁世海演壞人鳩山。同時，每個主要角色都需配一個B角，團裡決定由錢浩梁給李少春當B角。
團裡作出決定後，要求每個主要演員都自己創作。於是，李少春開始把自己關在書房裡，誰也不能打擾，潛心鑽研角色。
他一段一段地設計李玉和的唱腔、表演動作，然後用錄音機錄下來。逐漸地，一個“渾身是膽雄赳赳”的革命英雄被轉化為京劇藝術形式，栩栩如生地出現了。
角色設計完成之後，李少春開始和錢浩梁練習演唱。他看到年輕人哪段戲演得不得法時，就指出來：“浩梁，這段唱有個要求，應該這麼唱……”
“哎，好的。李老師，你再聽我來一遍。”
有時，從臺步、身架到唱腔，甚至每個字的吐音，李少春都一板一眼，手把手地去教。李少春的小女兒看著都有點累，她就噔噔跑回家對媽媽說：“媽媽，媽媽，錢叔叔真笨，我都會了，他還沒學會。”李少春愛人趕忙笑著阻止她：“小孩子家，別瞎說。”
為塑造好李玉和這個英雄人物形象，在領會編導意圖和去東北體驗生活後，李少春從臺步、身架到唱腔，都反覆揣摩，進行精心設計。在排練中，他一如既往，又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地手把手傳授給錢浩梁；尤其在唱功上，從每段唱腔到每句唱詞，李少春都悉心指導，錢浩梁對李少春也是畢恭畢敬，言必稱“老師”。
無論是後來的彩排，還是在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的演出中，大概是名人效應的緣故，人們讚賞備至的還是李少春的“李玉和”。但因李少春身體不好，錢浩梁作為B角在《紅燈記》中頻頻亮相，又在當年第六期《戲劇報》封面上獲得了飾扮李玉和劇照的刊載機遇，因而在全國走紅。
然而，在觀摩演出大會前夕才“關心”《紅燈記》的江青，聯繫到兩年前觀看《伐子都》的印象，似乎對錢浩梁飾演的李玉和更為欣賞。她曾發言道： “以後李玉和還是小錢演吧。李少春不像個工人，倒像個站長……”。
之後在她所插手的《紅燈記》修改中，有次曾提出鐵梅的某唱腔不行，囑令修改。從事唱腔設計的李少春在藝術上自有主見，沒理江青的茬兒，這使江青惱火異常，認定李少春眼裡沒她，於是多次借題發揮，指責李少春扮演的李玉和“沒有工人階級氣魄，不 像個工人。讓小錢演李玉和”。
李少春越來越受到冷落。全國京劇現代戲大會演結束後，錢浩梁的李玉和形象開始在全國打響。1965年，他在《文匯報》上發表了題為《為無產階級英雄立傳》，談他的演出“體會”：
“作為一個京劇青年演員，當組織上決定由我扮演《紅燈記》中的主人公—李玉和這個角色時，內心感到非常光榮和興奮……我認為演革命現代戲，既要 每個動作都服從生活的真實，又不能自然主義地服從生活。我感到表現這樣一個英雄人物，京劇武生所用的一些功架，雕塑美，以及一些符合劇情內容的程式，在李玉和身上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演的李玉和，從出臺到刑場最後進去，動作步伐都有一定的程式。……當鳩山用金錢美酒、好說歹說都動搖不了李玉和忠於革命的意志，最後只好命令打手們帶李玉和去坐老虎凳時，李玉和巍然立起，從容解開衣釦、亮相、冷笑、扣鈕，揹著手，然後蔑視地踏著舞臺方步入場。這在生活中是沒有的，但卻符合李玉和這個人物的英雄性格……”
這篇文章不乏錢浩梁的獨到見解，但他不該忘記李玉和真正的創造者李少春的名字，更不應該在文章中對李少春隻字不提。他深知，江青對他的老師不滿意，他面臨著兩條可選擇的道路：老師或者江青。但是我們已經看到，當組織上”決定讓他演李玉和時，他是感到非常“光榮和興奮”的，也許，理智的天平已開始 向江青傾斜？
這個“我演的李玉和”，到底有多少是錢浩梁的獨創呢？就以這篇文章談到的《赴宴鬥鳩山》一場戲來說，李少春原來是這樣設計的：他唱完“正好把我 渾身的筋骨鬆一鬆”後，使了一個蔑視的眼神，輕輕地，但卻飽含分量地撣撣帽子上的灰塵，然後一個背轉身入場。而錢浩梁後來的設計則去其形，留其神，形成後來的形式。而在這篇文章裡，李玉和卻完全成了“我演的李玉和”！
1965年初，名聞遐邇的《紅燈記》南巡演出，已由錢浩梁一路擔任主演。江青對他也是恩寵有加，並曾親自給在廣州的錢浩梁去信，勉勵他好好努力，走又紅又專的道路。李少春因未隨劇組南下，所到之處的新聞媒介宣傳的《紅燈記》，總是不離錢浩梁的李玉和、高玉倩的李奶奶、劉長瑜的李鐵梅、袁世海的鳩山，這無形中被人們視為《紅燈記》的最佳搭檔。錢浩梁的知名度甚至超過李少春。
1975年9月的一天，浩亮驅車悄然來到積水潭醫院，在一個病房的病床上，躺著瀕臨病危的李少春。望著這位積勞成疾，如今患腦溢血昏迷不醒、行將離世的老師，浩亮眉頭緊鎖，面頰上的肌肉微微顫抖著，追昔撫今，心潮起伏，不能不為自己的無情而自責、懺悔……
1981年末，迎著隆冬凜冽的寒風，一個身材魁武的壯年漢子，邁著沉重而略帶遲疑的步履，走在通往北京魏公村中國京劇院的路上。他提著一隻簡單的行囊，身穿一件軍用棉大衣，長著濃眉大眼的臉面上捂著一個大口罩。一副在嚴冬顯得格外引人注目的墨鏡，使人難以窺見他的真實面目，以及瞳眸中感慨萬千而又不無酸楚迷惘的閃光。在他貼胸的口袋裡，還揣著一紙“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開除黨籍，降一級工資”的“組織決定”。
浩亮恢復了原來的名字，回到了中國京劇院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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