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秋天，中国京剧院导演阿甲忽然被一个电话叫到文化部，给了一个剧本。
阿甲拿过来一看，剧本的名字叫《红灯记》。他翻了翻说：“好吧，我们回去研究一下。”
回去以后，阿甲经过认真阅读，觉得剧本不错，同意上戏。经过仔细研究，决定由李少春演男主角李玉和，刘长瑜演女儿李铁梅，高玉倩演母亲李奶奶，袁世海演坏人鸠山。同时，每个主要角色都需配一个B角，团里决定由钱浩梁给李少春当B角。
团里作出决定后，要求每个主要演员都自己创作。于是，李少春开始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谁也不能打扰，潜心钻研角色。
他一段一段地设计李玉和的唱腔、表演动作，然后用录音机录下来。逐渐地，一个“浑身是胆雄赳赳”的革命英雄被转化为京剧艺术形式，栩栩如生地出现了。
角色设计完成之后，李少春开始和钱浩梁练习演唱。他看到年轻人哪段戏演得不得法时，就指出来：“浩梁，这段唱有个要求，应该这么唱……”
“哎，好的。李老师，你再听我来一遍。”
有时，从台步、身架到唱腔，甚至每个字的吐音，李少春都一板一眼，手把手地去教。李少春的小女儿看着都有点累，她就噔噔跑回家对妈妈说：“妈妈，妈妈，钱叔叔真笨，我都会了，他还没学会。”李少春爱人赶忙笑着阻止她：“小孩子家，别瞎说。”
为塑造好李玉和这个英雄人物形象，在领会编导意图和去东北体验生活后，李少春从台步、身架到唱腔，都反复揣摩，进行精心设计。在排练中，他一如既往，又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地手把手传授给钱浩梁；尤其在唱功上，从每段唱腔到每句唱词，李少春都悉心指导，钱浩梁对李少春也是毕恭毕敬，言必称“老师”。
无论是后来的彩排，还是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演出中，大概是名人效应的缘故，人们赞赏备至的还是李少春的“李玉和”。但因李少春身体不好，钱浩梁作为B角在《红灯记》中频频亮相，又在当年第六期《戏剧报》封面上获得了饰扮李玉和剧照的刊载机遇，因而在全国走红。
然而，在观摩演出大会前夕才“关心”《红灯记》的江青，联系到两年前观看《伐子都》的印象，似乎对钱浩梁饰演的李玉和更为欣赏。她曾发言道： “以后李玉和还是小钱演吧。李少春不像个工人，倒像个站长……”。
之后在她所插手的《红灯记》修改中，有次曾提出铁梅的某唱腔不行，嘱令修改。从事唱腔设计的李少春在艺术上自有主见，没理江青的茬儿，这使江青恼火异常，认定李少春眼里没她，于是多次借题发挥，指责李少春扮演的李玉和“没有工人阶级气魄，不 像个工人。让小钱演李玉和”。
李少春越来越受到冷落。全国京剧现代戏大会演结束后，钱浩梁的李玉和形象开始在全国打响。1965年，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为无产阶级英雄立传》，谈他的演出“体会”：
“作为一个京剧青年演员，当组织上决定由我扮演《红灯记》中的主人公—李玉和这个角色时，内心感到非常光荣和兴奋……我认为演革命现代戏，既要 每个动作都服从生活的真实，又不能自然主义地服从生活。我感到表现这样一个英雄人物，京剧武生所用的一些功架，雕塑美，以及一些符合剧情内容的程式，在李玉和身上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演的李玉和，从出台到刑场最后进去，动作步伐都有一定的程式。……当鸠山用金钱美酒、好说歹说都动摇不了李玉和忠于革命的意志，最后只好命令打手们带李玉和去坐老虎凳时，李玉和巍然立起，从容解开衣扣、亮相、冷笑、扣钮，背着手，然后蔑视地踏着舞台方步入场。这在生活中是没有的，但却符合李玉和这个人物的英雄性格……”
这篇文章不乏钱浩梁的独到见解，但他不该忘记李玉和真正的创造者李少春的名字，更不应该在文章中对李少春只字不提。他深知，江青对他的老师不满意，他面临着两条可选择的道路：老师或者江青。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当组织上”决定让他演李玉和时，他是感到非常“光荣和兴奋”的，也许，理智的天平已开始 向江青倾斜？
这个“我演的李玉和”，到底有多少是钱浩梁的独创呢？就以这篇文章谈到的《赴宴斗鸠山》一场戏来说，李少春原来是这样设计的：他唱完“正好把我 浑身的筋骨松一松”后，使了一个蔑视的眼神，轻轻地，但却饱含分量地掸掸帽子上的灰尘，然后一个背转身入场。而钱浩梁后来的设计则去其形，留其神，形成后来的形式。而在这篇文章里，李玉和却完全成了“我演的李玉和”！
1965年初，名闻遐迩的《红灯记》南巡演出，已由钱浩梁一路担任主演。江青对他也是恩宠有加，并曾亲自给在广州的钱浩梁去信，勉励他好好努力，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李少春因未随剧组南下，所到之处的新闻媒介宣传的《红灯记》，总是不离钱浩梁的李玉和、高玉倩的李奶奶、刘长瑜的李铁梅、袁世海的鸠山，这无形中被人们视为《红灯记》的最佳搭档。钱浩梁的知名度甚至超过李少春。
1975年9月的一天，浩亮驱车悄然来到积水潭医院，在一个病房的病床上，躺着濒临病危的李少春。望着这位积劳成疾，如今患脑溢血昏迷不醒、行将离世的老师，浩亮眉头紧锁，面颊上的肌肉微微颤抖着，追昔抚今，心潮起伏，不能不为自己的无情而自责、忏悔……
1981年末，迎着隆冬凛冽的寒风，一个身材魁武的壮年汉子，迈着沉重而略带迟疑的步履，走在通往北京魏公村中国京剧院的路上。他提着一只简单的行囊，身穿一件军用棉大衣，长着浓眉大眼的脸面上捂着一个大口罩。一副在严冬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的墨镜，使人难以窥见他的真实面目，以及瞳眸中感慨万千而又不无酸楚迷惘的闪光。在他贴胸的口袋里，还揣着一纸“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的“组织决定”。
浩亮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回到了中国京剧院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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