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發展中國家的大學參與國際合作往往被視為學術界對世界上一些最貧窮的社會產生持久影響的關鍵途徑。但世界頂級大學會經常與這些國家的研究人員合作呢？如果有，合作雙方是否能保持平等的關係甚至是一種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關係？
醫學領域合作佔主流
泰晤士報高等教育（THE）對愛思唯爾旗下斯高帕斯數據庫（Elsevier Scopus）中數據的分析，其結果讓人驚訝。在精英學者參與的國際合作研究中，和貧困國家之間的合作只佔中很小的一部分。
數據顯示，在2018年世界大學排名（WUR）排名靠前的名校中，90％的大學只有不到3％跨國研究的合作伙伴來自聯合國歸類為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而排名前10位的大學中，有4所大學的這一比例低於1％。
用愛思唯爾（Elsevier）的工具SciVal進行分析數據，可以看到，在2013年至2017年間共發表的國際合作論文，大約57,000份中包括至少一位作者來自最不發達國家（LDC），比如老撾和柬埔寨等亞洲國家，但主要由非洲國家構成。
然而，在世界排名前十的大學中，按照數量來看，只有哈佛大學（1,775）和牛津大學（1,181）參與的論文過千。按照比例來看，牛津大學（3.2％）的比例最大，其次是哈佛大學（2.9％）和倫敦帝國理工學院（2.2％）。其他所有大學的比例都均低於2％。
造成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合作領域，在與最不發達國家合作研究中，醫學佔42％。因此，擁有大量醫學研究的大學往往擁有最多的最不發達國家合作伙伴。
這也從另外一個方面顯示出，除去醫學領域的合作，涉及最不發達國家的國際合作處於一個非常低的水平。
拿工程學來說，在大約4,500篇涉及最不發達國家的國際合作論文中，與貧困國家合作密切的大學中沒有一所世界排名前10位的。以國家來看，工程領域與貧困國家合作最多的是馬來西亞，美國排名第二。
牛津大學熱帶醫學教授凱文·馬什是致力於發展為非洲國家提供可持續及平等學術合作的非洲牛津倡議組織主任。他認為，醫學領域國際合作佔優的原因在於全球健康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各方面資金的投入。
他進一步指出，“有許多大型傳統資助者提供的醫療研究資金涉及發展中國家”，但重要的是要確保我們支持所有領域的研究，例如氣候變化、可持續糧食生產，特別是工程領域—這是國際發展的核心“。
立足當地解決實際問題是關鍵
倫敦帝國理工學院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院長瑪格麗特·達爾曼(MaggieDallman)曾呼籲西方頂尖大學應該加強與新興國家合作。她說：“隨著針對當地問題的實用研究開始增加，（醫學以外）的其他學科也開始發生變化”。
“我們的工程師對於嘗試為非洲當地問題提供技術解決方案變得非常有興趣，”她說。
達爾曼教授補充說，類似這樣的實用研究成果儘管可能帶來很大的社會影響，但是卻不太容易在頂級學術期刊上發表。
“考慮到對當地的影響，這是我們應該考慮的一個方面......這是相當重要的一點，就算不是更重要，至少也是和在“自然”雜誌上發表論文同樣重要。
讓貧困國家做主
對於在最不發達國家參與的國際合作中佔比最大的醫學研究領域，也存在如何平衡參與各方的公平程度問題。
對於同時也是非洲科學院高級顧問的馬什教授來說，“在合作研究的初期與發展中國家的研究夥伴儘早進行接觸是”至關重要“的。這樣才可以確保之後所有事情都是共同經歷和共同努力得到的”。他補充說，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西方大學總是“願意先按照自己的意願制定規劃，然後再確定合作伙伴”。
在過去的幾年裡，許多西方學者和資助者的首要任務是“將重心轉移到較貧窮的國家”，以幫助提高他們自己的研究能力。
他說，“真正重要的轉變”是進一步為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人員提供直接資助，以便他們來主導研究。“人們對此非常謹慎，總是擔心財務責任等問題，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舉措。”
全球最大的醫學研究資助者之一惠康基金會（WellcomeTrust）已經把這種方法當做戰略核心，大約在10年前該公司就做出決定，直接針對發展中國家的主要研究人員提供資金。
“如果他們（接受基金會支持的非洲研究者）想同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或其他國家的研究者建立合作......我們是完全不用知道的......這完全是他們的決定......而不是假設西方機構會作出這樣的決定，”惠康基金會國際運營和合作夥伴關係負責人西蒙凱說。
“他們顯然會接納專業人才，”他補充道說，“但決定權始終在非洲。也就是說，你完全沒有必要再討論公平的夥伴關係了。“
此外，惠康基金會還是加速非洲科學卓越聯盟（Aesa）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該聯盟旨在領導和管理非洲研究經費的分配。
凱博士承認，像惠康基金會（Wellcome Trust）這樣的組織由於其獨立性而採取這種方法更容易，並且他“非常理解”為什麼由納稅人資助的機構可能會有更多的擔憂。
“這很顯然，我們會對他們（Aesa]進行審計，但我們並不是從預防欺詐或腐敗的的角度來看，而更多的是從戰略運作和風險控制的角度去看，，“他說道。
如果這種方法有效，那麼可能意味著，在將來這些有世界上最貧窮國家的參與的國際研究合作將牢牢紮根於發展中國家自身。
凱博士說：“我們儘可能地將決策和所有權放到最需要的地方。”
來自中國的研究
最新研究表明，涉及各個經濟發展水平國家的學者的國際合作可以達到最佳的引用效果。
來自中國醫學科學院的研究人員安新穎（音譯）和倪平（音譯）使用Web of Science文獻計量數據庫來研究國際合作的公共、環境和職業健康研究。
他們將合作者定義為來自高收入、中等收入或低收入國家，然後根據每次合作的構成將論文分類為不同子集。
他們在Scientometrics上發表的研究結果表明，“根據不同的國際合作類型，國際合作論文的引用也有著顯著不同”。
儘管僅由高收入國家的學者共同撰寫的論文也獲得了非常高的引用率，但涉及各個收入類別國家的國際合作實現了比其他大多數類型“統計上更高”的引用影響。
作者還提出，產生這樣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公共衛生問題“是全球事件或社會熱點問題，如埃博拉感染，孕產婦死亡問題或瘧疾流行病學問題等”。
Reference: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news/should-research-elite-collaborate-more-poor-countries
閱讀更多 英國教育英博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