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土裡呢。”
不到3歲的多多，還無法明白死亡的意義。
2018年8月9日，她的爸爸——新疆阿勒泰地區青河縣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王紅星，倒在距離邊境線不到300米的國旗腳下，地上還殘留一抹血跡。
阿勒泰地區，位於共和國雄雞版圖的尾羽處，青河縣在阿勒泰地區最東部，與蒙古國接壤。雖然到任才9個月，王紅星的足跡已經遍佈青河259.4公里邊境線上的每一處邊防設施。
一個政法委書記，幹嘛總是往雄鷹都不飛的荒涼邊境上跑？
留得住人，才守得住國境線
野營萬里無城廓，雨雪紛紛連朔漠。
西部邊境，荒涼、閉塞、杳無人煙，曾千年不改。護邊員駐守在青河縣綿延的邊境線上。
戈壁上的中蒙邊境
近年來，隨著國際反恐形勢的日益嚴峻，邊境管控成為反恐維穩工作的重中之重。2017年12月，王紅星走馬上任，擔任青河縣委政法委書記，這個“重中之重”落到了他的肩上。
青河縣邊境地區北部是山區，南部是戈壁，相比之下山區邊境的治安防控難度更大。
王紅星經常利用週六週日時間去山區邊境實地查找薄弱環節，逐個督查邊境警務站，帶著饢、榨菜和礦泉水，在山裡一鑽就是一天。
一天山路走下來，微信步數都是40000多步。
王紅星在邊境巡查中與巡邊員交談
邊境是國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線，邊境警務站是關鍵，不瞭解邊境的情況，就是不稱職。王紅星反覆對同事們說：“只有留得住人，才守得住這道防線。”
王紅星到任青河縣政法委書記以前，每個邊境警務點只有3個護邊員，沒電、沒糧、沒路。
運水的車從鎮上一週來一次，出發時滿滿一車水，顛簸百十公里，運氣好只能剩一半，連吃水都是大問題。在北疆長達7個月的嚴冬中，如果遇到大雪封路，基本生存都難以保障。
王紅星想成為最瞭解邊境總體情況的人，他也的的確確做到了。
9個月來，他一次次行走在邊境線上，熟悉青河縣境內的每一塊界碑的座標、熟悉每一個通關隘口的位置、熟悉每一座邊境執勤點的方位、熟悉每一名護邊員、熟悉每一座山、每一條溪流……
最後一次巡邊的路上，王紅星告訴身邊的同事，青河縣邊境線上的百餘個界碑中，還有一個界碑他沒有實地去過，最近一定要去看看。
那塊界碑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之巔，人跡罕至，開車要走大半天直到沒了路，然後騎馬再走大半天才能到山邊。
山上都是巨石，馬都上不去，只能靠步行。“上的時候爬著上，下的時候只能一個石頭一個石頭跳著下。”曾去過那裡的同事王忠海說。
然而下一次到那兒的巡邊計劃已經作好，王紅星卻再也沒有機會去了。
邊境界碑
能越過邊境線的，只有鳥和風
那一天，王紅星來到戈壁灘上新落成的警務室巡查，專門查看了廚房和浴室，試了試浴室的熱水，特別高興。
王紅星犧牲當天在新警務室留下的影像
這是王紅星帶隊在邊境一線巡邊踏查的第三天。3天裡，他在海拔3000米的邊境線上往返奔波了620多公里。
青河縣人大副主任陳軍利清楚地記得，王紅星走出大樓在國旗腳下，剛有轉身的動作，好像有話要交代，卻毫無徵兆地一下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砰的一聲，我們看見王書記臉朝下倒了，趕緊把他翻過來，發現他摔得滿臉是血，瞪著眼望著我，好像有好多話要說，但直到最後也沒說出來……”
和他搭班子的政法委副書記王立文回憶：“王書記老早就撂下了話——作為男子漢，犧牲也要犧牲在衝鋒的路上。”
一語成讖。
後來從阿勒泰趕來參加搶救的專家說，王紅星的死因是心源性猝死，在場的人清楚地聽見專家接著小聲說了句，“就是累死的”。
9個月來每月2到3次巡邊，哪裡有問題，王紅星出現在哪裡現場解決問題，哪裡工程進度有延遲，他出現在哪裡仔細督促落實，哪裡通了電打出了水井房舍封了頂，他還是不放心，一定要實地看看才踏實。
所有的邊境警務站從設計到建設，都是他一手操持完成，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實現了全覆蓋。
王紅星倒下的地方就是其中之一，當時那個警務站剛剛落成還沒有投入使用，距離最近的鎮子60多公里。一路上雖有一段略顯顛簸，但車輛暢行無阻。
警務室外景（攝影：如歌）
長安君看到，這裡嶄新的兩層小樓能同時容納20多名護邊員生活和工作，房間裝著一人高的大窗戶，配有廚房和浴室，9月底戈壁上氣溫降到零度的當天，邊境警務站通上了暖氣。
院裡還打了一眼129米的深水井，安裝了防凍的電水泵，不僅不缺水了，還能保證燒得了暖氣，洗得上熱水澡。
在護邊員隊伍中有一對哈薩克族夫妻，每月有20天在警務站值守巡邊，另10天時間輪休回家，警務站已經成了他們第二個家。
在警務室廚房做飯的哈薩克族護邊員（攝影：如歌）
不僅條件變好了，邊境警務站也變多了，左右相鄰的警務站距離雖遠，但清晰可辨。來自不同警務站的一隊隊護邊員騎行著摩托車，在平整的路上24小時巡護著各自負責的一段邊境線。
按照當地哈薩克族群眾的話說——
“能越過邊境的，只有天上的鳥和地上的風”。
想爸爸的時候，我就對著他的照片說話
在青河縣工作了7年，王紅星當過副縣長、組織部長、政法委書記、縣委副書記，分管過經濟、扶貧、人事、環保和政法，可以說每個領域對他來說都是“新領域”，可他總是能迅速從“門外漢”變成“行家”。遇到不懂的問題他從來不怕問別人，自己有了心得立即隨手記在紙條上，揣在口袋裡。
“紅星有時候一個月就回來三四次，只是在工作間隙回家看看，待上兩三個小時，看看女兒。”王紅星的妻子李曉清說，他特別牽掛多多，每次回來得都很晚，多多已經睡著了，他還一定要捧著女兒的小腳丫親一親。
而單位離家步行只有十分鐘的路。
在他去世的當天，同事們整理他的衣服，從口袋裡掏出一把小紙條，上面密密麻麻記滿了工作中的注意事項。
其中最舊的一張紙條已經在奔波中斷成幾截，上面工整地寫著入黨誓詞——
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
李曉清有時候也抱怨丈夫，他總說：“我虧欠家裡的太多，等我退休了，全心照顧家，你就輕鬆了。”
這份眷戀，她不是不懂。當年丈夫給女兒起名叫多多，意思就是從此多了一份福氣，多了一份牽掛。李曉清原本告訴小多多，爸爸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出差去了，但後來怕多多覺得爸爸不要她了，所以現在一直教多多：“爸爸被埋在了土裡，再也回不來了”。
“想爸爸的時候，我就對著爸爸的照片說話。”小多多總覺得爸爸會聽見她的悄悄話。
李曉清和多多（攝影：如歌）
王紅星走後的第三天，那座邊境警務站駐進了第一批護邊員。
因為護邊員大部分是哈薩克族老鄉，幹部們怕他們覺得地上的血跡“不吉利”，曾想清洗掉。可最後才發現，血跡已經深深浸入國旗下的地面，再也無法分離。
王紅星的熱血與五星紅旗一道，永遠守望著前方不到三百米的邊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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