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介绍北京王府的书不少。不过此类书多以介绍王府的沿革、规模等为主，很少有涉及王府消失的内容。如，王府卖给谁了？怎么卖的等。其实，卖王府的轶事很有趣，而且引人深思。
一
大清灭亡时，已进入20世纪，民国与清廷的权力交接是文明的、和平的。虽与中国历史上的“禅让”不一样，至少没发生大规模杀戳、纵火、灭种之类的暴力事件。从这里可以看出汉民族的宽宏和大度。
而就在辛亥革命前夜，清廷那些自认为有“皇族基因”的官二代、官三代乃至官十代者，如良弼等人的“宗社党”还扬言杀光汉人呢！良弼受到历史惩罚，被爱国志士炸死，但大多宗社党和有覆辟封建王权思想的人，民国政府没有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民国政府还制订了对清室的优待条例，每年给四百万两白银，让溥仪一家仍盘据在紫禁城里作威作福，乃至对他们里通外国之类的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诸多在京的王府，也划归王爷各家，成为他们的私产，他们的产权还得到民国政府的保护。至于大多数“旗人”，民国政府也尽一切力量关照、优待。如，为优先考虑旗人生计问题，特安排他们到铁路部门、邮政部门、巡警部门工作，因为这些单位在当年是“铁饭碗”，旱涝保收，恰似他们的“铁杆庄稼”。不过，民国政府的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有些平日养尊处优的旗人，仍以“大爷”自居，认为自己是让人伺候的，不会去伺候别人。于是，他们只能过坐吃山空的日子，卖祖产、卖祖宗坟墓、卖府第，最后彻底沦落，为吃饱肚子去拉洋车，混的好的去当“臭脚巡”了。在民国之初，格格们去当妓女也不是新闻。旗人他们悲惨的下场，与他们自身原因事关重要。
自诩有“皇族基因”的各个王府的后人，虽然他们祖上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但进入民国之后则无人买账。但是他们都有一些祖产变卖，仍让他们过上一段舒服日子。北京一度畸形繁荣的古玩业、挂货业、当铺与这些大清贵族的“孝子贤孙”的贡献密不可分。当祖产，如古玩、字画（王爷后人变卖的东西中，图书很少，因为有些人是目不识丁和不读书的）等卖完了，就只有出卖房产了。买卖王府就成为北京城内的大买卖，也是当年的轶事。
在介绍王府的一些书中，很少有王府变卖的细节，尤其很少有买方是何许人也之类的信息，不过也不是信息全无。如北京市政协编辑的《府园名址》（1999年出版）中，提到西城定亲王府的买卖情况，称定亲王府“买方为华比银行买办丁济谦，出洋十五万”。定亲王府很大，西四砂锅居饭庄就是定亲王府的家人所开。十五万元听起来不少，但是买一个王府，显然是白菜价了。定亲王的后人将这笔钱分光花光之后就各奔东西，其中有一后人称恒兰，曾在东四隆福寺门口摆小人书摊养家糊口。
京城其它王府的买卖情况，在近人周肇祥（画家，海淀香山樱桃沟花园主人）所著《琉璃厂杂记》中有所记述：“豫王府在东城帅府园东，二十六万不售。后卖与协合医院，仅十五万，江朝宗所说合也。庄王府在皇城外西北，十二万卖与李纯之弟馨。顺城郡王府在西城锦什坊街，赁与徐树铮作西北筹边署，徐败，张作霖入居，七万收买之。独克勤郡王府在后驸马大街，抵与熊希龄妻朱氏，不及二万，其老福晋因之愤病死”。清末民初之际，北京房屋价低且质高，文中所说的“万元”是指银元（袁大头）。周肇祥的记述是真实、可靠的。顺承郡王后人文仰宸在《府园名址》中也提到了，称顺承郡王府“由我们族长载涛出面，反复联系，才给价7.5万元被迫卖与张作霖了”。
1949年后，顺承郡王府是全国政协所在地，王府形制、规模基本还保留着。20世纪90年代被拆，并在朝阳公园东复建。从复建的建筑上还可以看出当年顺承郡王府的一些影子。惇亲王府俗称“五爷府”，惇亲王后人毓喦在其回忆文章中没有详谈王府变卖过程和细节，只称“把惇亲王府后花园的木料卖掉，听说卖了一万现大洋”。看来，不是穷疯了不会卖那么便宜。在卖掉后花园后，“1937年前后惇亲王府正式出售”。1938年前后，在王府的旧址上盖了仁立麻纺厂。
在《琉璃厂杂记》中，还有一些王府买卖的记述：“豫亲王府，初有人酬价二十万不售，继由江朝宗作缘，售作协和医院，仅十六万”。“郑亲王府久债，不能偿，由法庭标卖”。在郑亲王府的买卖中，还曾发生过故事。郑亲王的后人是将王府卖给了教会，教会在这里办了大学，即中国大学。郑亲王府面积大、房屋多，尤其王府花园更是引人入胜。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郑亲王府在其200来年的历史上，自然会发生一些怪异神秘的事件。因此被视为北京城的“凶宅”，1947年有人以郑亲王府为背景拍摄了电影《十三号凶宅》。郑亲王的后人看到电影后，认为电影侮辱了他们祖先，将电影厂告上法庭，以从中弄些“精神赔偿”来解生活困顿的燃眉之急。至于他们弄去多少钱不得而知，因为当时正值国共内战，双方打的你死我活，法院自身难保，这桩官司不了了之，但成为了老北京的一件轶事。
二
民国期间大卖王府并非上述几家，除雍亲王府（雍和宫）外，几乎所有王府都卖了，乃至什么公主府及其它王公贵族的府第也竟相卖出。其中最大收购者是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天主教、基督教教会，他们买了无非是开医院、办学校、孤儿院、设救济所等，但少有神父、牧师或其他神职人员用来居住或改为教堂的。
北京的其他王府也曾被卖或改做它用，像朝内大街的孚郡王府，又称“九爷府”，在1949年前曾是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校舍，为国家民族培养了不少有用人才。恭王府因曾住过和坤、“鬼子六”等故事不少，到了大清垮台之际，末代恭亲王溥伟等将王府抵押给了西什库教会换钱花，1932年后恭王府产权归辅仁大学所有。在此之前的1912年日本人几乎一次性将恭王府除字画外的所有设施、器具吞购。据完颜亮《王府的前世今生》披露，当时恭王府流失的文物至少2000件。
庆亲王奕劻的王府在定阜大街与恭王府相邻，奕劻在晚清是著名的“恶棍王爷”，不学无术（据说此人目不识丁，连名字都不会写），只会敛财，其子也多为不肖之徒。1940年他们得知溥仪在东北当了汉奸后，末代庆亲王载振也不甘落后，将王府廉价卖给日本侵华部队，以王府为基地成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巢穴。在1900年庚子事变后，东交民巷成为“使馆区”，原设在这里的一些王府被迫迁出，他们只获得为数不多的补偿款，其他拆迁款则由宗人府、内务府或户部支出。如肃亲王府、裕亲王府、淳亲王府等。
民国期间的王府买卖，与今天的房屋买卖不尽相同。如今房屋中介是“穿西服，戴领带，骑辆摩托把房卖。无论房子好和坏，能挣一块是一块。”王府买卖的“当事人”，不是王爷贝勒的后人，就是清室遗老。这些人除吃喝嫖赌、提笼架鸟外，一个个还挺好面子，时时要摆一摆“贵胄”的架子。自然自己不会找普通掮客当中介卖房了。他们一般会让家中的管家出面，所找的中介也是很有面子的人，正像前文所述，不少王府是通过江朝宗从中说合买卖的。江朝宗是前清遗老，当过“九门提督”之类的官儿，日伪时期其父子又充当汉奸为日本人效力。在其未成汉奸之前，也算个体面人物，由他出来周旋对清室人物虽不能光宗耀祖，也是有面子的事。
三
卖王府的事已成为历史，历史没有“假如”或“如果”，否则大大小小的王府不会都成为悲剧的产物；王爷及其子孙后代如有人有一技之长，或有文化或有一把子力气，大概在北京这块“风水宝地”是不会挨饿的。但是“诸子日事游逛，膳食膳喝，不为饿殍不止也”，也不会“大宅付卖尽，尽而迁居大杂院，贫、病以终”的。满清王爷们的下场，纯属咎由自取，怪不得努尔哈赤，也怪不得社会变革。
北京恭王府
在清代鼎盛时期，一些头脑不大糊涂的王公贵族，已经有了危机感，他们已觉察到自己子孙的不肖，仅靠有“皇族基因”长期享受“铁杆庄稼”的制度最终会结束。于是他们中有心机的人会秘密或偷偷将家中的财宝窖藏起来以备后患。后来老人死了，而且死时并没有把暗藏的财宝传给下代、告诉下代，时间一久远就成了永久的秘密。因此在王爷府被卖后，总会有XX王府发现大批窖藏财宝的传言。其中，豫王府卖后被拆盖协和医院时，确实挖出许多银子，而且这些银子恰恰是盖协和医院的全部费用的传言最广泛。虽已百余年，但是至今没有人能出来证实这种传言的真与伪，大家只能姑妄听之了。盖医院是大恩大德的事，况且协和医院最初是一家教会医院，又得到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资助，出于传教和拉拢华人的目的，往往对来此就医的贫苦之人分文不取，而且又培养出第一批中国西医人才，人们对此颇有好感，或认为是“天意”，挖出窖银的故事应运而生。于是此类故事也成为民国期间卖王府的“标配”故事，虽大多真假难辩，但表现出人们对卖王府的一种惋惜和哀叹。
历史上的京城王府据说有百余座，还不包括与王府规模相当的公主府。据《啸亭杂录》统计，在清中叶，京城辅国公以上的府第就有89处之多。这些府第是民脂民膏构铸的，是用人民的银子堆砌而成，它不是爱新觉罗子孙的“私产”和“祖产”。清代这些王府的产权在皇家内务府，无论是王爷还是什么显贵是没有权力处置。当他们被降级使用或死去，这些王府会被收回。大清朝没了，内务府也没了，王爷们的后代变得无所顾忌，在卖王府时很随意，只要能卖掉，能多弄几个钱花，他们是不会考虑祖宗的脸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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