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財經《中國經濟大講堂》）2010年8月重慶市啟動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為落戶城市的農民工提供完善的就業、社保、住房、教育、醫療等保障措施，截至2016年實現農民工轉市民436.6萬人，極大地帶動了地方經濟發展。目前，中央用於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獎勵資金達到100億元，全國有1800多個市縣已將農民工納入公租房保障範圍，全國農民工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政府財政保障的接近90%，加快城鄉融合成為我國經濟轉型的關鍵舉措。推進城鄉融合發展，需要破除的誤區又有哪些？《中國經濟大講堂》特邀知名經濟學家，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為您深度解讀。
嘉賓簡介
鄭新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他長期從事宏觀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研究，曾參加中央一系列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在計劃和投資體制改革、宏觀經濟調控、中長期發展政策等領域具有深入研究和獨到見解。
鄭新立在《中國經濟大講堂》演講時指出，我國農村改革進展比較緩慢，這與廣大的幹部群眾認識上的四個誤區有關。
破除農村土地私有化的誤區
第一個誤區就是認為農村土地“兩權分離”是搞私有化。一方面，認為“兩權分離”就是搞土地私有化，就是走回頭路，這個路子不能走；另一方面，農村的土地“兩權分離”或者“三權分置”還不過癮，還不行，中國的土地只有搞私有化，那才能解決問題，這 兩個方面認識都是不對的。中國實行了幾千年的土地私有化，在私有化的基礎上兼併。兼併了以後階級矛盾尖銳，爆發農民起義，然後平分地權。隔幾百年就發生一次農民起義，幾千年的歷史就是圍繞土地的兼併和反兼併進行的，所以私有化並不一定能夠帶來現代化。印度的土地是私有的，巴西、墨西哥的土地都是私有的，並沒有給他們帶來現代化。所以私有化不是一個靈丹妙藥，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
另外，中國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制，把它的承包權、使用權賦予農戶，實行“兩權分離”。農村土地的使用權可以抵押、擔保、轉讓，在法律上叫用益物權，經營權、使用權、轉讓權、繼承權、受益權都包括在內了。用益物權賦予農戶，農戶拿這個用益物權來抵押、擔保、轉讓，農戶的土地就可以跟市場經濟對接了，成為一個可以流動的、可以分割的、可以整合的生產要素。所以，既不是搞私有化，同時又跟市場經濟融合，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破除一些糊塗的認識。
破除城市資本下鄉
是掠奪農村資源的誤區
城市資本下鄉，支持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農民工市民化和特色小鎮建設，這不是掠奪農村的資源，而是把農村的資源價值得到實現。資源放著不用，價值實現不了，農民還照樣看著“金飯碗”沒飯吃。資本下鄉，激活了土地資本，跟資本結合起來，使它能夠獲得市場價值，獲得交換價值，這樣農村就能夠發展起來。
當然，城鎮資本下去，不要搞封建“土圍子”，圍一大片地，自己搞一個大的莊園，不是這樣的。我們要把農村土地節約起來來發展各種經營，每個農民和城裡人都能獲得一個比較好的居住環境和生產經營的環境；另外，銀行把土地抵押過去，如果到時候還不了錢，土地經營權變成銀行的了，銀行拿到的也不是土地的所有權，而是土地經營權或者使用權。也就是土地拿到了是用益物權，幾十年以後 還要將所有權收回。所以土地不允許個人之間買賣，土地的流轉要符合規劃的要求、符合法律的要求。特別是土地使用性質的改變，必須要經過法律的批准，原來的耕地變成建設用地了，要由法律來管著，考慮怎麼能夠進行置換才能改變。
破除城鄉一體化
會衝擊18億畝耕地紅線的誤區
很多人擔心，我們的耕地如果流轉了、減少了怎麼辦？這是一個偽命題。所有的國家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間，耕地都是增加的，而不是減少的。農村宅基地佔了2億5千萬畝的耕地，如果通過宅基地的整理，拿出來一半左右用來滿足當地的建設用地，還有一部分節餘可以拿來進行交易。這樣，至少可以節約50%的土地，把它復墾成耕地，那麼，農村宅基地整理可以增加耕地50%。中國農村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不會減少耕地反而會增加耕地。現在2.5億畝的農村宅基地，如果通過村莊整治、宅基地的整理，就可以增加1億畝以上的耕地。
2018年，國務院通過了一個非常好的文件，有一個重大突破就是：農村建設用地佔補平衡所節約的指標可以跨省域調節使用。這就意味著中部農民工輸出大省，比如河南退出的宅基地比較多，節約建設用地比較多，這個指標就可以集中起來賣給廣東人、江蘇人、浙江人，賣一個好的價錢。這些地方需要建設用地，買了指標以後，就可以把耕地變成建設用地。當耕地減少，還能通過中部省耕地增加來加以彌補。所以從全國整體上來講，耕地是增加的不是減少的。
破除三農問題主要靠財政投入的誤區
長期以來，我們研究農村問題的同志、農口工作的同志，都希望財政增加給農村的投入。現在對“三農”投入已經佔我們財政預算支出的10%，每年有幾萬億元投入到“三農”問題上去，可以說財政已經盡了最大的力。但是就算一年投入一萬億元，全國這麼多人，平均一個人頭上也沒有多少。所以，關鍵是要通過財政的投入引導社會資本的進入。社會資本進入那就是幾萬億元，幾十萬億元投入進去。
鄭新立強調，實現鄉村振興、解決鄉村振興所需要的資金問題，不能完全把希望寄託在財政投入上，而是要通過財政的引導把社會資本引過來，要以“三塊地”為平臺，撬動城市資本下鄉，這樣才能夠解決鄉村振興所需要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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