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購自琉璃廠崇文齋的卷冊，在原書封面之外，又套上了藍紫色絨面作書衣。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永樂大典》所鈐蓋藏書印記（部分）。上圖為“乾隆御覽之寶”，下圖為“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
卷13074-13075冊書後夾附之零頁。該頁系卷15142頁2之前半頁，此卷其他部分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
卷8339冊乾隆御題封面及卷前扉頁乾隆御筆詩。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編撰於明永樂年間的《永樂大典》是中國百科全書式的文獻集，被《不列顛百科全書》稱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其正本尚未確定是否存世，而其副本慘遭浩劫，大多亡於戰火，今存不到400冊。臺北故宮博物院現藏有嘉靖副本《大典》62冊，以單一藏地言，僅次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的162冊。本文作者因職務之故，得以親睹臺北故宮收藏全貌，她從入藏始末談起，說明其流傳情形，記錄外觀裝潢、扉頁註記等訊息，並分析及闡述臺北故宮藏本的特色及珍貴价值。
將圖書文獻中的各類資料，按一定方法分門別類，並加以編排整理，採拾原著，分類輯錄，提供讀者方便檢索運用的“工具書”，現代稱之為“百科全書”，古代則以“類書”專稱。編於明成祖永樂年間的《永樂大典》（以下簡稱《大典》），是中國圖書史上規模最大、輯錄數據最為宏富的官修類書。
有關《大典》之編纂始末、體例、版式，自清代以來，論述者眾，今日所見專論、專書更不計其數，是以不必重複介述。而今流傳殘卷的典藏情形，在信息發達的今天，除私家收藏較難確定外，公藏已大致公佈。由於戰亂等原因，存世《大典》較之原來的11095冊，不但鳳毛麟角，而流散四方、分藏在海內外各地的情況，更使人難窺全貌。是以今日雖研究成果豐碩，然或許因無法取得真本拜觀的緣故，諸如明黃素絹裝潢外觀、用紙、內文硃色欄格、版心、句讀，以及硃筆、墨筆抄寫之文字、圖繪，甚至是為固定欄行的釘孔、扉頁貼箋、文字註記，甚至是清代以來的改裝等，則較少被論述。
臺北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臺北故宮”）現藏有嘉靖副本《大典》62冊，以單一藏地言，僅次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的162冊，實具有補充當代研究不足之相對優勢。筆者因職務之故，得以親睹臺北故宮收藏全貌，因此在仿真本出版之際，特作此文，予以介紹。
臺北故宮典藏《永樂大典》入藏始末
按《故宮博物院善本古籍數據庫》，62冊《大典》的文物統一編號是為“平圖013150-013211”，“平”字代表原典藏於國立北平圖書館。然而這部原應典藏於紫禁城的皇家藏書，為何會進入圖書館，則必須從清末學部圖書館說起。
“學部圖書館”，即清末由學部籌建，隸屬學部管轄的“京師圖書館”（以下簡稱“京圖”）別稱。早在清宣統元年（1909），軍機大臣張之洞兼管學部，並奉命籌辦圖書館之時，便已經提出移存包括清宮殘存《大典》在內的翰林院藏書等，作為未來京圖正式成立後的基礎典藏的請求，他說：
再查翰林院所藏《永樂大典》，在乾隆年間已多殘缺，庚子以來，散佚尤甚，今所存者，僅數十百冊，而其中所引尚多希見之書。又查內閣所藏書籍甚夥……擬請飭下內閣、翰林院，將前項書籍，無論完缺破碎，一併移送臣部，發交圖書館，妥慎儲藏……
從張之洞奏片可知，翰林院《大典》在乾隆時早已經殘缺。庚子之亂髮生時，更被搜括一空，而後英國駐華使館所歸還的330餘冊，又被守門衙役等瓜分殆盡。其後雖再由翰林院掌院學士陸潤庠下令追回64冊，但一直存放在陸氏府邸。直到宣統三年（1911），清室亡覆，“學部”蛻變成“教育部”，京師圖書館歸教育部轄屬之後，方在教育部社會司第一科科長、著名作家魯迅的建議奔走下，從陸潤庠府中取出。除留置4冊在教育部圖書室向公眾展示之外，其餘60冊則全數送往京圖。至此，終於實踐張之洞奏請將翰林院舊藏《大典》撥交京圖存藏初衷。而這60冊《大典》，不但是京圖收藏《大典》的開端，同時也是臺北故宮現存62冊《大典》的最重要源頭之一。
京圖草創初期，除開放公眾閱覽之外，廣泛購藏善本，也是圖書館的重要業務之一。根據曾經任職北平故宮圖書館與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圖書目錄學家袁同禮的統計，1923至1925年之間，京圖持續入藏4冊《大典》；1926年，以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挹注所成立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在北海地區設置“北京圖書館”，來年（1927）購進3冊《大典》。
1928年，北京改名為北平，原“京師圖書館”改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以下簡稱“平圖”），而與其同存的“北京圖書館”則喚作“北平北海圖書館”，同年繼續購藏7冊《大典》，加上原來的3冊，已藏有十冊《大典》。1929年3月，平圖收到大連圖書館轉贈的《大典》2冊，而原先留置在教育部圖書室的4冊，也在同一年回撥。同年9月，“北平北海圖書館”併入平圖，原先典藏的十冊《大典》，亦隨之併入。此後平圖徵集《大典》未曾停歇，直至1935年，奉教育部令南移館藏精華以前，又入藏了十冊《大典》。換言之，當平圖選裝館藏精華移存南京、上海之時，已總藏有90冊《大典》。
據檔案記載，平圖南運之善本甲庫書籍總裝成197箱，按說其中應包含90冊《大典》在內。1941年，上海局勢惡化，為保文物周全，代理館長袁同禮等在駐美大使胡適的協調聯絡下，再度從南運善本中精選2萬餘冊，分裝成102箱，分批秘密運往美國。最初存放在加州柏克萊大學圖書館，來年3月再全數移藏至原先設定的寄存地美國國會圖書館，直到1965年11月為止。
或許因為啟程前匆促裝箱等種種原因，赴美2萬餘冊善本的情況，除當年留下的原始手寫運美“書目”，以及由曾任平圖編目部主任、後來赴美深造、學成後留在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任職的吳光清博士在美仔細檢核，並重新裝箱所留下的部分資料之外，書籍的詳細情況至今未有定論。不過由於允許美方攝製微片留存也是當年寄存的條件之一，是以當書籍在1942年運抵之後，國會圖書館很快展開拍攝工作，隨著微縮片攝製的完成公開（1946年5月），《大典》在美情況亦隨之明朗。原來當年運到美國的《大典》僅60冊，而臺北故宮現藏的62冊之中的60冊便淵源於此。這正是前面一再述及京師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北平北海圖書館，以及後來改名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典藏《大典》經過的主因。
1965年，102箱善本書被運返臺灣。由“中央圖書館”代為管理。1968年，為妥善保存，“中央圖書館”主動將2萬餘冊書籍，寄存到臺北故宮外雙溪新館庫房，16年後，此批文物被撥交臺北故宮典藏。於是包括62冊《大典》在內的2萬餘冊平圖善本，自此正式進入臺北故宮文物典藏行列。這正是前述《大典》的文物統一編號字頭被編為“平”字的原因。
臺北故宮典藏《永樂大典》的卷別、外觀及分冊流傳情形
古籍藏書界一致認為臺北故宮典藏的62冊《大典》保存完善。由於京圖初藏的60冊《大典》，入藏以前並未有詳目，故不知其卷別，而入藏京圖之後，隨著1916年，署名夏曾佑編撰之《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以下簡稱《夏目》）的出版，始真正向外公開。而普遍鈐印在冊首卷端及冊尾卷末的“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朱長方印，也應是1915年之後才鈐蓋上去的。
關於京圖的藏書印記，最早應追溯到清末的“學部”。宣統元年，當張之洞奉命籌建圖書館，並奏請以內閣大庫、翰林院、國子監等舊藏為基礎典藏的同時，便已經規劃圖書館必須在藏書中鈐上專屬印記。他說：
再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九日欽奉高宗純皇帝諭旨，命將進到各書，於篇首用翰林院印，並加鈐記，載明年月姓名於面頁等因，欽此。此次開辦圖書館，除頒賞書籍外，所有官刻報効購買各項書籍，自宜仿照辦理。惟圖書館距臣衙門較遠，書籍繁重，移運維艱，且部務殷煩，亦與翰林院不同，臣部之印，勢難兼用。擬仿照度支部鹽茶印、欽天監時憲書印之例，請飭下禮部添鑄印信一顆，文曰“學部圖書之印”，尊藏館中，用鈐圖籍，此外一切文牘皆不鈐用。
而後任圖書館副監督的徐坊也在向學部呈報啟用關防時提到：
為開用關防事。本館前經派員由大部祗領木質關防一顆，文曰“京師圖書館之關防”，又銀印一顆，文曰“學部圖書之印”，除學部圖書之印，敬謹尊藏，專備隨時鈐蓋書籍之用外，所有木質關防，本館於本年陸月初壹日開用相應，諮呈大部查照……
由上述可知，“學部圖書館”時期（即京圖籌備期）入藏的書籍，理論上均應鈐有“學部圖書之印”朱文大印才對。反過來說，凡鈐有“學部圖書之印”方形大朱印的書籍，入藏時間無疑較早。清亡之後，此印顯然不合時宜，再加上時局混亂，為了妥善保存，避免“抽換”，教育部一方面於1915年11月29日飭令，必須在善本書籍上“蓋印編號”，而另一方面更進一步發下“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石質印章一方（同年12月22日）。換言之，臺北故宮現藏《大典》，凡鈐有此長方，四角略帶點橢圓之朱長方印者，應該是首批入藏的《大典》之一。
經仔細查對，臺北故宮現藏的《大典》之中，35冊鈐有此印。而以其卷別核對，1916年出版的《夏目》子部，頁二十八，“永樂大典條”的卷數（來自陸潤庠府邸的那60冊），也完全包含在其中。因此幾乎能確定，1912年入藏京圖的60冊《大典》之中，就有35冊今日典藏在臺北故宮。而臺北故宮現藏之其餘27冊的來由、流傳，相較之下則稍稍複雜些。
除卷975-976（平圖013153）、卷10483-10484（平圖013192）兩冊之外，其餘皆平圖運美書籍，而入藏時間包含從1912年到1936年之間徵集。至於來源則仍以教育部移撥（即陸潤庠追回者）為最多，其次是購買入藏，捐贈書最少。由於筆者未知1935-1936年間南下《大典》究竟有多少，其卷別如何，亦未能得見留存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真本樣貌，因此未敢妄加揣測當年被挑中赴美的60冊《大典》是否有特別的考慮。不過就臺北故宮現藏來看，殘卷之中雖亦有殘缺，但完整、書況良好者居多，這或許是當年在兵馬倥傯的情況下，為快速裝箱之故所下的決定亦不無可能。
前述未包含在平圖赴美箱內的兩冊，其來源在過去較少引起注意，直到兩岸交流頻繁，大約十年前，某次導覽接待中提到臺北故宮非僅藏60冊《大典》之後引發關注。換言之，國立北平圖書館的相關赴美善本記錄一直是60冊，何來62冊，所增又從何而來？為解決這兩冊《大典》的來源問題，筆者曾反覆查檢102箱書籍返臺裝箱清冊。可惜除發現確實有兩冊《大典》未與其他60冊同置一箱，而是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併寄存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後來與平圖寄存書一併返臺的“漢簡”同置一箱之外，並未有其他線索，因之作罷。然正如前述，在引發關注之後，學者張升利用英國學者戴維·赫利韋爾的文章及德國學者傅吾康的自傳等數據，探出此二冊原來是德國漢堡大學舊藏，後來因被用來與國立北平圖書館交換出版品的情況下，從而由德國送往美國國會圖書館，從此方與平圖寄存書匯聚在一起，也就於1965年12月23日一併由美鑑運抵臺灣。其流傳情形如下：
在1912-1914年之間，商衍鎏與福蘭閣從中國為漢堡大學買入它們。1937年7月前，袁同禮與顏復禮達成圖書交換協議，漢堡大學擬將它們送歸國立北平圖書館。但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他們大約在1950-1957年之間才被寄到袁同禮之手，得以與抗戰時期移藏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匯聚在一起。1965年，它們與那批善本書一起被運回了臺灣。
按張升考證，此二冊也是在清宮流出之後，被德國人買去，因而從中國到了德國。原本預備以圖書交換方式送回中國，可惜大戰爆發，無法進行，而後當平圖書籍運抵美國，袁同禮亦赴美之後，在袁同禮的要求之下，直接從德國寄往美國國會圖書館，因之最終與平圖寄存書籍一同歸入臺北故宮的善本書庫。對比明顯殘舊的裝潢外觀，與其輾轉千里之遙，可說不謀而合。
臺北故宮典藏《永樂大典》的特色與價值
臺北故宮收藏《大典》的內容，除卷13074-13075（平圖013195）冊，書末附夾零頁未見影印之外，其餘內容皆已見之於1962年臺北世界書局，以及1982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縮印本，其內容早已化身千百。不過或許是以微片等縮印出版的緣故，文字漫漶不清，標點人工描繪，甚至看不到書上原有，但似乎遭刻意抹去的藏書鈐印等等，使得研究終究有些缺憾！因此筆者針對影印本的缺漏，或是仿真本亦無法盡如人意的部分提出臺北故宮典藏《大典》特色與價值如下：
（一）藏有罕見之乾隆御題永樂大典
存卷8339（兵字，平圖013185），封面籤題“御題永樂大典卷八千三百三十九”，其後扉頁書乾隆御筆詩，如下：
題陳規守城錄﹝下鈐“乾隆御覽之寶”朱橢﹞
攝篆德安固守城，因而失事論東京，陳規屢御應之暇，湯璹深知紀以精，小縣傍州或可賴，通都大邑轉難行，四夷守在垂明訓，逮迫臨衝禍早成。
乾隆癸巳仲夏御筆﹝下鈐“惟一精惟”朱方、“乾隆辰翰”白方﹞
金梁《光宣小紀》“永樂大典條”載：
《永樂大典》藏翰林院內，自庚子後經外務部向各國聯軍索回者，不足二百本，分裝二箱。光、宣之際，章一山同年曾見有乾隆御題者，尤不多覯。
文中所謂“乾隆御題者”，所指未知是否為此書。該書系大連圖書館轉贈，而根據乾隆五十九年（1794）清查，乾隆御題《大典》共13冊，此為其一，其流出宮中情形如何待查。
（二）封箋背面粘貼乾隆三十八年謄錄記錄。
乾隆皇帝開“四庫館”，纂修《四庫全書》之時，館臣從《永樂大典》中大量輯出佚書，故宮藏本之中就有9冊封箋背面粘貼謄錄紀錄，時間皆集中在乾隆三十八年。由此可證該冊內容不論後來是否真正被抄入《四庫全書》，但利用《大典》證據昭然若揭。如整理貼有謄錄記錄冊內所收書籍，或可進一步研究四庫館臣輯佚實況。
（三）臺北故宮典藏《永樂大典》絕大多數（殘卷除外），封底扉頁皆錄重錄總校官、分校官、書寫，以及圈點之人。
例如，“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學士臣胡正蒙分校官編修臣呂旻書寫儒士臣吳子像圈點監生臣徐克私臣歐陽卿”（卷8339，平圖013185）。可據以研究嘉靖、隆慶間參與副本抄錄者實情如何。此外，院藏此用來註記重錄官等之扉頁大多皆被縱向裁切成一半，或僅餘書有文字的一小方塊，卷8339冊扉頁是唯一橫切之例。
（四）外觀裝潢材質不一而足，內頁補頁情況亦如是，可推自清代起便迭經修補。
作為明宮廷遺書，清宮在接收後，就如同其他清宮藏書，《大典》應該也曾經在清宮中裱修多次。就臺北故宮藏本可見，多數書衣雖仍保持明黃素絹，但底下已經襯入粉色絹布，封皮、封底夾入新制厚紙也相當常見；至於封面題簽有些保持原樣，有些應該是清宮新制重題，例如“御題永樂大典”。《大典》陸續流散出來之後，殘舊日多，故漸漸出現以紙箋代替明黃絹面的，更有直接在原書面之外，再套上一藍紫色絨面作書衣的，例如1934年購自琉璃廠崇文齋（平圖013206）一冊便是。近年來因為展覽的原因，臺北故宮亦部分重裱，在不改變包背裝的情況下，酌予修復。
（五）公藏鈐印僅見“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朱長及“國立中央圖書館保管”小朱方。
前面已提及“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朱長方印的來由，且由此亦可證該印鈐蓋時間較早。令人感到好奇的是，陸潤庠府中取出的《大典》雖皆來自翰林院，但卻無如前面曾經提過的“再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九日欽奉高宗純皇帝諭旨，命將進到各書，於篇首用翰林院印，並加鈐記，載明年月姓名於面頁等因”。故可知翰林院存藏之書也非皆盡數鈐有印記。
還有，不論是北京圖書館、北平北海圖書館，或是國立北平圖書館習慣使用的印記，如“京師圖書館藏書記”朱長、“京師圖書館收藏之記”小朱方、“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小朱方、“北京圖書館藏”小朱方皆不見鈐於《大典》之上。反倒是那些未有“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的《大典》，竟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保管”小朱方，推測或許是暫由“國立中央圖書館”保管的期間，由圖書館人員特意鈐蓋也不無可能，然鈐蓋邏輯卻也令人不解。
《永樂大典》將說明或解釋典籍資料整段、整卷，甚至整部抄入，向被認為內容之中最具價值之處。由於今存較之原本幾乎微乎其微，針對某“字”，罕見完整卷數，而連續連卷之書更是少見。臺北故宮收藏的“八灰”冊，卷2808-2813，“梅字”3冊，以及“九真”冊，卷2948-2955，“神”字4冊，雖亦不全，但卻是少見的連卷。從中或可探究《大典》編寫初衷，或明成祖編寫《文獻大成》之時既要“廣”，又要“全”的決心。
正如前文所敘，嘉靖本《大典》從明嘉靖帝下令，決意摹抄起，便標誌其為宮藏的歷史脈絡。而在歷經幾近五百年後的今天，殘存之宮藏，或轉化而為公藏，或流為私藏。然而在前人的努力及殷殷護持之下，百轉千折，繞過大半個地球的62冊《永樂大典》，如今與其他清宮藏書安然地存放在臺北故宮善本舊籍書庫之中。書籍聚散，或有定數，而化私藏為公藏的流轉演化，應是最佳的圖書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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