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9月1日，孫中山在廣州宣佈成立護法軍政府，親任大元帥，以陸榮廷、唐繼堯為副元帥，與北京政府對抗。段祺瑞決定武力鎮壓，兵分幾路南征。
1918年春，張宗昌率第6混成旅6000人跟隨山東督軍張懷芝為司令的第二路軍從南京出發，由江西萍鄉向湖南醴陵進攻。
第二路軍一路前行，軍旗獵獵，到達醴陵的前一站攸縣，才與擁護孫中山的湘軍劉建藩部遭遇。兩軍一相見，當即大打出手，戰事十分激烈。
但是，這些官兵都是北方士兵，初到南方，這裡的山山水水讓他們很不適應，地不平，還有小山，到處有溝渠水塘、羊腸小徑，煙霧迷漫，眾人方向都分辨不清，又是梅雨時節，道路泥濘難行。經過幾個日夜的激戰，正面的第1師終於扛不住了，被迫向後步步退卻。
右翼張宗昌還在激戰。忽然，手下報告說：“發現背後有人抬著棺材自北面上山，且穿白戴孝的人群前後跟隨著。”
“這不是死人安葬麼？”雖然來自北國，張軍這還是明白咋回事兒，因此沒引起任何警惕。
不料這些人到了山上後，居然從棺材內取出機槍，忽然向張旅陣地的後方進行掃射。張宗昌前後受敵，哪裡吃得住？也只得分路後退。
在慌亂萬分的撤退中，他的老哥們、第3團團長程國瑞受傷，墜掉江水中，眼看要被洪水沖走，湘軍趕上來了，他的副官奮不顧身地縱身一躍，跳入河水中，背起長官順流而下，“撲通撲通”好一陣子，才安全逃出了射界，然後向北退去。
由於湘軍跟蹤追擊，張宗昌全旅人馬立腳不住，一日之間從攸縣退到醴陵，退了180裡。天一黑，張宗昌剛剛把旅司令部搬進醴陵城內，湘軍又攆到了城裡，將全旅包了餃子。醴陵城沒有城牆，西北是山，不能通行，東南兩面是河，只有幾座小木橋。眾人正無計可施之際，張宗昌手下一個營長褚玉璞急中生智，將一百多頭作運輸用的小毛驢趕在前面，向西北方向突圍，張宗昌親率大部隊跟進，等到衝出重圍後，跑離醴陵城十里之遠時，小毛驢一頭不剩，官兵傷亡卻不多。
張宗昌正慶幸脫險時，湘軍攆得比兔子還快，又追擊而來，慌亂中，自己的坐騎都被擊斃。這馬跟隨張宗昌多年，他犯渾了，居然不願離去。侍衛賀文良一把衝上來，背起他就往後跑。這一跑，眾人直到株洲，才停下來休息。
誰知半夜湘軍又攆上來了，張宗昌還是被追著打。這次傷亡更大，折兵損將，死傷不少的人馬。全旅剩下的殘兵敗將繼續向著長沙敗退。
可是總司令張懷芝的人馬早就潰散了。張宗昌跑到長沙，也還是不安全，只得丟下殘兵敗將，帶著幾名親信繼續北竄。誰知他狼狽逃到湖北漢口時，北洋政府派來督戰的執法營務處處長殷洪壽聞訊，立即率領行刑隊趕去張宗昌的臨時住所，要將他逮捕正法。幸好張宗昌當過土匪，警惕心忒高。行刑隊進到前門時，他眼見情況不對，當即從後門幾個縱身猛跳，絕塵而去，終於逃脫了一命。
張懷芝也是隻身逃出。他的大敗，令頂頭上司直魯豫巡閱使曹錕大怒，下令執法處長殷洪壽“嚴打”，定要將張懷芝、張宗昌捕獲正法，以肅軍紀。
張宗昌雖然及時逃出，但跑得一時跑不了一世，再受張懷芝連累，自知大罪難逃，急中生智，派手下張景西馳赴武昌，請新堤關監督羅揚烈、王紀堂兩人親筆寫信，再去北京，謁見馮國璋的親信武官長張聯棻、副官長張濟元，請他們在馮代總統前為之緩頰，求情免去一死。
二張接到信後去見馮國璋。張聯棻說：“湖南軍事失利，非張宗昌一人之過。人死如燈滅。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不應自殺將領，讓對方稱快。”
張濟元也說：“張宗昌乃一悍將，一向對你極為忠實，殺之可惜，何不讓他戴罪立功。如果再無戰績，那就二罪歸一，再殺他不晚。”
馮國璋本來就反對段祺瑞用兵西南，巴不得他折羽而歸；可張宗昌又是“自己人”，對這樣大規模“嚴打”也不滿意，於是說：“前線這兩個月搞嚴懲，除抓了一批下級軍官外，一個大官也沒揪出來，這樣對部隊嚴懲，不要也罷！”但又礙於段祺瑞的情面，只好急電曹錕和湖南督軍張敬堯，叫他們令張宗昌收拾殘部，重整旗鼓，將功折罪。
張敬堯新任湖南督軍，急忙拿出軍餉和彈藥，令張宗昌在第6混成旅殘部中選拔600人，組成敢死隊，去堵擊湘軍劉建藩部。
敢死隊從長沙小吳門車站出發時，張宗昌向全體官兵訓話，大聲問道：“大家還能幹一起嗎？”
眾人應聲回答：“能。”
“我張宗昌沒什麼報答大家，容我給大家磕個頭吧！”說罷，他就地磕頭。官兵見狀，都不知所措。
隨後，在軍樂聲中，眾人跟隨著張宗昌一同登車，開赴前線。
在張宗昌的鼓勵下，六百敢死隊一鼓作氣，居然打到株洲。在激戰中，零陵鎮守使劉建藩一慌亂，失足淹死在株洲河橋下，軍心動搖，手下爭先恐後退卻。張宗昌乘機追擊，獲得大勝，再次進駐了醴陵、攸縣、茶陵三縣，重新收復了湘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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