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9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宣布成立护法军政府，亲任大元帅，以陆荣廷、唐继尧为副元帅，与北京政府对抗。段祺瑞决定武力镇压，兵分几路南征。
1918年春，张宗昌率第6混成旅6000人跟随山东督军张怀芝为司令的第二路军从南京出发，由江西萍乡向湖南醴陵进攻。
第二路军一路前行，军旗猎猎，到达醴陵的前一站攸县，才与拥护孙中山的湘军刘建藩部遭遇。两军一相见，当即大打出手，战事十分激烈。
但是，这些官兵都是北方士兵，初到南方，这里的山山水水让他们很不适应，地不平，还有小山，到处有沟渠水塘、羊肠小径，烟雾迷漫，众人方向都分辨不清，又是梅雨时节，道路泥泞难行。经过几个日夜的激战，正面的第1师终于扛不住了，被迫向后步步退却。
右翼张宗昌还在激战。忽然，手下报告说：“发现背后有人抬着棺材自北面上山，且穿白戴孝的人群前后跟随着。”
“这不是死人安葬么？”虽然来自北国，张军这还是明白咋回事儿，因此没引起任何警惕。
不料这些人到了山上后，居然从棺材内取出机枪，忽然向张旅阵地的后方进行扫射。张宗昌前后受敌，哪里吃得住？也只得分路后退。
在慌乱万分的撤退中，他的老哥们、第3团团长程国瑞受伤，坠掉江水中，眼看要被洪水冲走，湘军赶上来了，他的副官奋不顾身地纵身一跃，跳入河水中，背起长官顺流而下，“扑通扑通”好一阵子，才安全逃出了射界，然后向北退去。
由于湘军跟踪追击，张宗昌全旅人马立脚不住，一日之间从攸县退到醴陵，退了180里。天一黑，张宗昌刚刚把旅司令部搬进醴陵城内，湘军又撵到了城里，将全旅包了饺子。醴陵城没有城墙，西北是山，不能通行，东南两面是河，只有几座小木桥。众人正无计可施之际，张宗昌手下一个营长褚玉璞急中生智，将一百多头作运输用的小毛驴赶在前面，向西北方向突围，张宗昌亲率大部队跟进，等到冲出重围后，跑离醴陵城十里之远时，小毛驴一头不剩，官兵伤亡却不多。
张宗昌正庆幸脱险时，湘军撵得比兔子还快，又追击而来，慌乱中，自己的坐骑都被击毙。这马跟随张宗昌多年，他犯浑了，居然不愿离去。侍卫贺文良一把冲上来，背起他就往后跑。这一跑，众人直到株洲，才停下来休息。
谁知半夜湘军又撵上来了，张宗昌还是被追着打。这次伤亡更大，折兵损将，死伤不少的人马。全旅剩下的残兵败将继续向着长沙败退。
可是总司令张怀芝的人马早就溃散了。张宗昌跑到长沙，也还是不安全，只得丢下残兵败将，带着几名亲信继续北窜。谁知他狼狈逃到湖北汉口时，北洋政府派来督战的执法营务处处长殷洪寿闻讯，立即率领行刑队赶去张宗昌的临时住所，要将他逮捕正法。幸好张宗昌当过土匪，警惕心忒高。行刑队进到前门时，他眼见情况不对，当即从后门几个纵身猛跳，绝尘而去，终于逃脱了一命。
张怀芝也是只身逃出。他的大败，令顶头上司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大怒，下令执法处长殷洪寿“严打”，定要将张怀芝、张宗昌捕获正法，以肃军纪。
张宗昌虽然及时逃出，但跑得一时跑不了一世，再受张怀芝连累，自知大罪难逃，急中生智，派手下张景西驰赴武昌，请新堤关监督罗扬烈、王纪堂两人亲笔写信，再去北京，谒见冯国璋的亲信武官长张联棻、副官长张济元，请他们在冯代总统前为之缓颊，求情免去一死。
二张接到信后去见冯国璋。张联棻说：“湖南军事失利，非张宗昌一人之过。人死如灯灭。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不应自杀将领，让对方称快。”
张济元也说：“张宗昌乃一悍将，一向对你极为忠实，杀之可惜，何不让他戴罪立功。如果再无战绩，那就二罪归一，再杀他不晚。”
冯国璋本来就反对段祺瑞用兵西南，巴不得他折羽而归；可张宗昌又是“自己人”，对这样大规模“严打”也不满意，于是说：“前线这两个月搞严惩，除抓了一批下级军官外，一个大官也没揪出来，这样对部队严惩，不要也罢！”但又碍于段祺瑞的情面，只好急电曹锟和湖南督军张敬尧，叫他们令张宗昌收拾残部，重整旗鼓，将功折罪。
张敬尧新任湖南督军，急忙拿出军饷和弹药，令张宗昌在第6混成旅残部中选拔600人，组成敢死队，去堵击湘军刘建藩部。
敢死队从长沙小吴门车站出发时，张宗昌向全体官兵训话，大声问道：“大家还能干一起吗？”
众人应声回答：“能。”
“我张宗昌没什么报答大家，容我给大家磕个头吧！”说罢，他就地磕头。官兵见状，都不知所措。
随后，在军乐声中，众人跟随着张宗昌一同登车，开赴前线。
在张宗昌的鼓励下，六百敢死队一鼓作气，居然打到株洲。在激战中，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一慌乱，失足淹死在株洲河桥下，军心动摇，手下争先恐后退却。张宗昌乘机追击，获得大胜，再次进驻了醴陵、攸县、茶陵三县，重新收复了湘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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