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道德一直被提倡是因为这关乎到人类的本性，人若不讲伦理则枉为人，但，伦理教育过了度，后果也是相当可怕的。
明朝以伦理道德作为治国标准，看似收效不大，其实却有着隐形的作用，且除此之外，再也难以找到一个代替的标准来规约众大臣和百姓。人心昼夜转，但伦理却不会一朝一夕之间大变。伦理教育不仅有成效，还产生了一些较为畸形的产物。
明代一个出了名的被伦理教育支配的臣子是邹元标，他的壮举在于三次上书。第一次，在刚刚中进士时，虽然当时的他没有一官半职，但好在才二十多岁，前途可期，但他就在张居正没有按照礼制丁忧时上书天子，直言当朝首辅的过失。当然这一次让他极为落魄，不仅没了进士头衔，还被降成士兵，在当时，贵州算得上是穷乡僻壤了，他就被流放到那儿一待就是五年。
五年的时间够一个人学乖了吧？人生也没有多少五年，但邹元标被调回京后，仍然坚持自我，并且这次动土动到了皇上头上，当然也和他现在的职位有关，他回京后担任给事中，作用就是谏言，监察，其实论官职也就是从七品而已。但朝廷中这么多官，你参谁不好？邹元标可有个性，上来就参皇帝，指责皇帝不清心寡欲，皇帝大笔一批“知道了”，算是对他网开一面，不追究他用词过激。
有一有二就还有三，邹元标不久就又上书，指责皇帝过而不能改，还搪塞臣子，装腔作势，毫无人君风度，这大帽子一扣，万历就恼了，准备再赐他一顿廷杖。
但是谏官是一个朝廷的耳朵，随意杖毙谏官就意味着手下的谏官有可能为保命而不直言，这个朝代就有闭塞视听的危险了。所以在君主是明君时，谏官大可直言，但是万历皇帝对这种人却深恶痛绝，他认为这种人本身对皇帝并没有持尽忠态度，他的所做作为只是为了自己能博得正直的名声。
今人看来，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求一个忠烈之名，似乎有点太傻，但是漫漫历史长河，能留下姓名的有多少？连辛弃疾都说“赢得生前身后名”。可见古人对名声的看重。
不过，这样的事情也并非只发生在饱读诗书的文人身上，为了名声不要命的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团体就是寡妇，她们有的是甚至还没嫁人，未婚夫就死了，为了博一个贞洁的名声而殉夫或者终身守寡，有的属于自愿，但发展到后来，就完全变了味道，尤其是在清代，成千上万的妇女为此而死，在清朝《康烈女传》记载，康烈女本是商人之女，地位极低，但因为未婚夫死而殉节，这一死，张家马上身价倍增，以一人之死，换来满门荣耀，无怪乎还有父母逼着女儿死，甚至在死后敲锣打鼓欢送的情况。
这样看来，邹元标这大胆做派也不是毫无社会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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