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轴线的存在是明清北京城的平面特征的最核心部分，目前绝大多数对于北京旧城中轴线意义的阐述，均着眼于其对皇权的衬托，这是没有问题的。中轴线与皇权的结合，的确是北京城平面设计的用心之处。不过，因为北京城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加筑了外城，中轴线的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对于这个变化我们不能不加以注意。
康熙南巡图（局部）节选自齐心主编《图说北京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404页
在明朝前期的180多年间，北京城只是一个方形的城池，直到嘉靖年间加筑外城，整个城市才变为凸字形状。永乐年间最初设计北京城的平面结构时，考虑的只是一个方形。在这个方形范围内，所设计的中轴线从钟楼到正阳门，绝大部分都在皇城、紫禁城之内，中轴线上南北排列着一组组最重要的宫殿建筑，各殿中的皇帝的宝座也都安放在中轴线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中轴线主要是衬托皇权的。
但在加筑了外城，北京城成为凸字形状之后，原来主要贯穿于皇城、紫禁城的中轴线，在正阳门之外向南延伸了很长的一段，直达永定门。今天所谓北京城8公里长的城市中轴线就是指这延长之后的总长度。在正阳门到永定门这新一段中轴线上基本没有建筑物，而完全是一条街道，所穿过的地段，有许多却是城市百姓，甚至是最底层社会百姓的活动区域，于是各类百姓也成为城市中轴线上的活跃角色。所以，这个时期的城市中轴线的意义，不仅是皇权的象征，也是民间活动的集结场地。
一般说来，在制度允许的情况下，民间活动在城市空间的选择上，乃是尽可能地趋于中心地带。在明清北京城市中轴线上，老百姓几乎是有空就钻，不放过任何空间。外城加筑之前，北面地安门外到钟鼓楼这一段，已成为热闹商业区。南面大明（清）门外，范围狭小的棋盘街上也挤满了商贩。
在新筑外城的中轴线上，百姓的活动内容则更为丰富。从正阳门到永定门这一段中轴线，分作两段，北面的一段是正阳门大街，南面的一段称永定门大街，两条街以珠市口分界。“正阳门外大街，俗称前门大街，跨护城河有桥，甃以文石，中为驰道”（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183页）。“驰道”当然是供皇帝出行使用的，但近旁却不限制百姓作为。高永埏《鸿一亭笔记》记载：“正阳门前搭盖棚房居之为肆，其来久矣。……金侍御光宸上言：穷民僦居无资，藉片席以栖身，假贸易以糊口，其业甚薄，其情可哀。”（同上，183—184页）在前门大街两侧，穷困百姓乱建棚屋，商业活动凌乱却热闹，这种情景与皇城范围内的中轴线上那种永恒的肃穆庄严气氛迥然不同。
前门大街当然也有肃穆的时候。朝廷仪仗常常要出入正阳门，这时，为了与喧闹的百姓“划清界限”，官方要采用临时办法加以屏隔。在清人王翚所绘的《南巡图》上，以写实手法画有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皇帝南巡时仪仗开出正阳门的情景（参见齐心主编的《图说北京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404页附图）。只见画中的前门大街照样是热闹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街上临时搭起了一道帐幕，将仪仗队与百姓们分隔开。我们说，这幅画正画出了前门大街的两重性。
明代嘉靖三十二年以后的北京城地图
与市廛稠密的前门大街相比，永定门大街要稀疏一些。永定门大街北部有一座天桥，算是中轴线上的一个建筑，但没什么皇家味道，清人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记道：“天桥南北，地最宏敞，贾人趁墟之货，每日云集。……今日天桥左近亦无酒楼，但有玩百戏者，如唱书、走索之属耳。”（《天咫偶闻》卷6，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135—136页）据民国初年的《顺天时报丛谈》说：“天桥在正阳门和永定门之间，有桥无水，地处极高，相传为北京平原之最高处。桥仅三梁，石栏四，两旁原有矮棚，久已倾圮，至民国又复重修。戏棚甚多，在东则率多布摊及旧货摊、估衣棚，北连草市，东至金鱼池。善于谋生之经济家，每多取材于此。”（转引自陈宗蕃《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641页）在不同时期的关于天桥的记载中，天桥附近总是一个底层百姓活动的地带，这里最终形成了北京的一项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传统。
在城市的平面图上，中轴线是一条抽象的线，但在实际生活中，中轴线是一道极具影响力的城市社会空间，由一些具体的建筑物与社会行为构成，集中折射着北京社会的重要特征。北京社会文化的两个方面的传统，即上层皇家朝廷文化和基层百姓文化，在中轴线上都有自己的位置。
中轴线的存在，使北京城的平面出现对称结构。在对称结构中，居中的皇朝宫殿可以显现出统帅两翼的力量，这是内城中轴线的重要而威严的政治功能。比较起来，外城虽然也因中轴线的存在出现对称结构，但外城的对称结构的意义不大。前门大街和永定门大街与内城中轴线上纵列的皇宫不可同日而语，大街上虽然活跃热闹，但没有多少权力象征意义，加上外城中轴线地带在管理上的宽松，使其毫无威严可谈。
外城中轴线没有统帅左右两翼的力量，却具有南北贯通的功能。南北贯通是外城中轴线的主要空间意义。这种居中的南北贯通路线，除了日常的通行功能之外（这种日常性的功能内城中轴线是没有的），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成为礼仪性通道。皇帝赴天坛祭天，到先农坛行田之礼当然要走这里。另外，外国使团进京，也会经行这里。《清代野记》一书中记录了光绪年间的一次外国使臣入京的情景：“光绪元年冬，余在京候试，忽市上喧言有外国人入贡者，奇形怪服，非所常见，余亦随众往观，见其由永定门大街过天桥，入正阳门，而至四译馆止焉。贡品、行李、随从及护送兵役约四五百人。其使臣二人皆衣渗金宽博之衣，皆红紫色，冠皆如和尚所冠之毗卢帽，而中较高，上似有金绣之饰。各手一素珠，乘四人肩舆，无盖无帷，如庙中神轿状。大惑不解。明日见邸抄，始知为廓尔喀也。”（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卷中）
在皇帝不到，外使不来的时候，外城中轴线上全然是百姓的地盘，百姓们在这里可以开展自己日常的商业、文化行为，也可以自行组织集会庆典。例如“康熙万寿盛典，正阳门外士民商贾万馀人建经坛于珠市口”（《京师坊巷志稿》，188—189页）。
北京城的中轴线，有象征性与实用性这两类功能，从皇帝的角度说，重象征性，而百姓则喜欢实用性。象征性是内城中轴线的特点，但在实用性上却很糟，所以当皇权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内城中轴线的政治意义不复存在，其在内城交通上的不利影响往往成为改造内城平面结构的一个重要理由。
北京中轴线
今天北京市区的发展，令原有中轴线向北面大大延长。所延长的北部中轴线，因为没有城墙轮廓的衬托，全无空间对称意义，但因其借助了传统中轴线的基础，所以仍具有空间上的一种核心地位。在北面的延长中轴线上，可以安排象征性的设计，以充分利用中轴线这份空间“品牌”。但另一方面，也要兼顾其实用性的功能，因为今天的城市中轴线是属于人民百姓的，要为城市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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