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我們都知道，印度文學家。
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人。
實際上，那時，他的祖國也急切得到民族解放。
泰戈爾從13歲就會寫詩，他的詩不僅雋永優美，還洋溢著反對殖民主義和熱愛祖國的情緒。
泰戈爾有著菩薩心腸的一面，寫文怒斥英國殖民主義者的鴉片貿易。
魯迅曾經說過：“有幾個外國人之愛中國，是遠勝於我們的同胞之上的。
儘管不是針對泰戈爾提出的。
但泰戈爾一貫痛恨法西斯，對被欺壓的弱小民族，
尤其中國，也是無限同情。
徐志摩對泰戈爾也極其愛慕，不遠萬里去做了他的徒弟，
還和梁啟超、蔡元培邀請了他親自拜訪中國。
泰戈爾早就嚮往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他抨擊西洋文化。
然而，當泰戈爾真正抵達中國時，引發了一陣文壇熱議，
有人熱情歡迎，也有人強烈抨擊，魯迅就是抨擊的一位。
那一日，徐志摩、梁啟超、蔡元培、胡適、陳西瀅等大約50名文界人士對泰戈爾表示了熱烈的歡迎，就連魯迅也來了，場面盛大。
當然，魯迅的用意較特殊，極大可能想探視情況。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文明的國家，泰戈爾訪華，作為東道主，我們也不該損別人面子。
所以魯迅見到了泰戈爾也就冷眼嘲看，暫也用不著言語攻擊。
直到後來，魯迅先生才公開寫文對泰戈爾、徐志摩等人冷嘲熱諷，並且直言“晦氣”。
泰戈爾抵達中國多處城市，做了幾場演講，徐志摩全程陪同，擔當翻譯。
泰戈爾對很多青年人說："你們愛你們的生沽，單這愛就使你們生活得美好。
泰戈爾宣傳的是一種不反抗和迴歸本土文化的思想。
但當時的中國其實正面臨著一場科學與玄學的鬥爭。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不允許泰戈爾的不抵抗主義，
好比托爾斯泰提出的不反抗、農耕生活就很美好，以及那種和平和博愛精神。
泰戈爾要廢除民族與政治，用靈魂的安慰來取代，
是逃避現實，是對西方殖民主義的一種妥協。
中國人在東方文明下受盡了苦，泰戈爾維護這些腐朽無用的東西，
“復古派”、“玄學派”正好利用泰戈爾訪華為自己張目，
所以，泰戈爾這次訪華是“不適時宜”的。
正如魯迅所說：“印度詩聖泰戈爾先生臨中國之際，
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燻上了幾位先生以文氣和玄氣。”
後來，陳獨秀、瞿秋白、郭沫若、茅盾、馮乃超等人也著文，委婉地批評了泰戈爾的思想。
有人認為，“當時陳獨秀、魯迅、林語堂等反對泰戈爾的思想，
是當時中國知識界在救亡壓倒一切的歷史背景下，
對西方現代化的渴望和反封建反傳統的縮影。”
的確，作為被壓迫的民族，我們不用虛幻的心靈慰問，
而是要明白母國的不足，整以改革、學習進步思想。
我們要堅持拿起屬於自己的武器，去反抗侵略者，把他們趕走。
何況，當時，西方文化可取之處遠遠優於中國，
中國人一向以地大物博，合群自大，
泰戈爾一味讚揚認可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
無異於在誤導青年，助長我們走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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