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學說，亦稱儒學，儒學之起源，史無定論。一般認為，儒學起源於東周春秋時期，是諸子百家當中較為突出的一家，但還不能成為正統。到了漢朝漢武帝時期，儒學則成為了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由這之後一直佔據思想主流的地位。儒學發展到今天，也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
對於儒家的含義和起源最好的詮解，應當為西漢劉歆在其《七略》中所說的：“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儒家這個流派，大概是出自於古代的司徒之官。他們幫助國君，以此來順應自然，宣明教化。潛游於六經的文章當中，特別注意在仁義之間的事務上，遠尊奉堯舜的道統，近則守周文王、武王的禮法，孔子被尊為他們的師表，以此來加重他們的言論，在各派道術當中是最為崇高的。”
儒學被尊為正統思想，和一個人有莫大的關係，這個人就是西漢時期的董仲舒。
儒家思想學問中，孔子提倡“仁義禮智信”的五常觀點，究竟什麼是“禮”，孔子為什麼重視周“禮”，“禮”的作用是什麼？
上古時期，“禮”在國家層面表現在祭祀、政治、文化、軍事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國家道德觀念、社會風俗習慣形成的各種儀制，是道德規範、風俗習慣（婚喪嫁娶）、文化、集合。還是個人修養的體現。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
孔子弟子說：“禮的應用，以恰到好處為可貴。古代聖賢流傳下來的道理，君王治國的辦法最可貴的地方就在這裡。無論大事小事，都要做得恰當，但有時也會行不通。如果只為和諧而和諧，不用一定的禮制來節制，也是不可行的。”出自論語中的這段話，將儒學中有關“禮”的作用提出來。
中國素來號稱“禮儀之邦”，古人也格外注重禮儀，上至君王大臣，下至黎民百姓，無不尊禮而行。而南懷瑾先生在談到“禮”的時候卻說：“講到禮，感慨良深！我們知道，中國人都自稱‘禮儀之邦’，現在很成問題。幾十年前，遇到人，打恭，後來慢慢改成鞠躬，後來再加上一點軍事化的，將手舉起掌近於眉，十五度的半鞠躬，以後改成兩方面握手，又變成現在的點一個頭，後來又變成翹一個下巴。現在我們中國人，見面施禮的動作，不知道是哪一套了。”
南懷瑾先生在談及儒家文化提倡的禮儀制度時，可以說感慨萬千，對於當今社會存在的禮儀現象，他表示十分擔憂，認為中國已不再像是一個“禮儀之邦”了，更多充斥在社會上的，是傷風敗俗、蠻不講理的行為。
南懷瑾先生說：“再講到有子的話‘禮之用，和為貴’。這等於禮的哲學。禮是幹什麼的？是中和作用，說大一點就是和平。這也就是禮的思想。人與人之間會有偏差的，事與事之間彼此有矛盾，而中和這個矛盾，調整這個偏差，就靠禮。那麼法律也就是禮的作用，在法律的原則之下，理國乃至辦事的細則，就是禮的作用。假如沒有禮，社會就沒有秩序，這怎麼行？所以人與人之間要禮，事與事之間要禮，而禮的作用，‘和為貴’，就是調整均衡。”
南懷瑾先生解釋，“禮的作用”是在於中和，也就是和平，人與人的相處，社會的秩序與國家的治安，都需要強調“禮”的重要性——以“和為貴”。
南懷瑾說：“‘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這是講相當矛盾的道理。我們經常看到‘矯枉過正’四個字，‘枉’是歪了，看見事物歪了，必須要矯正它；矯正得過分了，又歪了。換句話說，不是向這邊歪，就是向那邊歪。總之‘過正’就是歪。禮也是這樣，要中和，過分地調節也不好。一個青年一點不懂禮貌固然不對，但他一天到晚都講禮貌，太多禮了，人家就要誤會他拍馬屁，所以‘知和而和’，對一件事，瞭解了它的中和之道，而去中和、去調整它。但過分地調整就錯了，‘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所以禮儀的基本精神，是調節一件事物，中和一件事物，但是有一定的限度，超過了這個限度，又要重新把它調整。”
一個人不能行“禮”太過分，要將“禮”行得恰如其分，否則就起不到中和的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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