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訪華與中日關係的新方向

近日,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兩國關係出現了較強的改善勢頭。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終於迎來其任內的首次正式訪華。作為冷戰後日本在位時間最長的首相,安倍在執政了近六年之後才獲得首次正式訪華的機會,這既反映了這些年中日關係所處的困難狀況,同時也意味著此次安倍訪華應該對兩國關係具有重大意義。對此,安倍表示將通過首腦相互往來“把日中關係提升到新階段”。但由於這些年中日關係的困難不是由於個別簡單的事件造成,而是戰略格局性的困境,所以若想讓此次訪問成為中日關係發展進程中的階段性標誌,恐怕安倍要做的事情還很多。未來的中日關係需要反思化解這些年的戰略困境,並針對新時代確定兩國關係發展的目標和路徑。

安倍訪華與中日關係的新方向

2018年9月1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符拉迪沃斯託克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一、中日關係轉圜中需要反思

此次中日關係的轉圜,雖有內部的動力,但激發這種轉變的主要因素還是外部環境的變化。這有點類似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時候的情景。另一點類似的地方是對造成中日關係的問題都沒有采取清晰徹底的處理方式。中日邦交正常化時,並沒有清晰地從理念上處理好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日本既沒有正式承認曾經對中國進行過侵略,也沒有在文件中正式對中國道歉。這導致中日建交四十年後,安倍執政時仍然敢於否定侵略歷史,從而使中日關係再次陷入困境。同樣,此次中日關係從對抗性競爭形態忽然轉入“尋求協調”的形態,更沒有機會探討近些年中日關係陷入困境的原因。

但是,如果不能對這些年中日關係陷入困境的原因有清醒的認識和反思,那麼未來中日關係的發展依然難以順利。此次訪華,原本安倍希望將日期定在10月23日,因為這一天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生效40週年的紀念日,安倍認為在這天訪華將具有更突出的象徵意義。但最終,日子還是定在了25日。輿論對此有各種猜測。這種猜測恰恰反映了對中日關係不確定性的擔憂。

不過一個顯而易見的客觀原因是當天也是日本“明治維新”150週年“紀念日”,預料安倍將出席當天的紀念儀式。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表示,將通過紀念儀式“回顧明治以來日本的歷程,將其作為開拓未來的契機”。

事實上,如何反思“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和西方侵入東亞後的世界變局,本質上應該屬於對人類歷史進程的再認知。“明治維新”不僅影響了日本的歷史,也極大地影響了東亞地區的歷史。一方面,“明治維新”給古老的東亞文明樹立了一個變革圖強的樣板;另一方面,“明治維新”也使日本將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與自己崇尚強者的文化相結合,效法西方國家,走上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道路,給東亞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

日本目前的反思是遵循著安倍的強國路線進行,因而顯得過於狹隘。反思明顯地忽視了“變革”與進步的關係,而更多地關注了“圖強”的精神。這使日本在觀察和處理國際問題時依然遵循著十九世紀的邏輯。由此導致中日之間在進行認知溝通時出現思想上鮮明的斷代性落差。

這種差距構成了中日之間相互認知的巨大障礙。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年,當中國著眼於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倡導“和諧世界”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時,日本卻依據帝國爭霸的經驗,高唱“中國威脅論”,並煞有介事地“提醒”中國不要重蹈日本在一戰時的覆轍。同樣出於這種經驗以及由此構成的心理積澱,對美國的霸權主義行為,日本採取了依附、支持、追隨,甚至借用的態度,而對中國的正常發展卻不斷高喊要提高警惕,並配合美國,對中國採取“抑制”政策。與此同時,日本在疆獨、藏獨、臺海、南海等一系列涉及中國主權核心利益的問題上都經常採取不友善、敵意甚至挑釁的政策。就在李克強總理訪日之後,日本的潛艇還跑到南海來演習,日本艦船還與英美在南中國海進行“自由航行”,對中國進行所謂的“牽制”。近日,日本方面更爆出消息,下個月,達賴將在藏獨勢力的安排下訪問日本。所以,客觀地說,中日之間目前還只是開始恢復高層的正常交往,困擾因素還非常多,安倍要真想讓中日關係進入一個新階段,還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來改變自己執政以來的一系列不利於兩國關係發展的政策。

二、面向未來構築中日關係

目前中日關係的核心問題是如何面向未來構築穩定的雙邊關係。這可以從如何處理雙邊關係中的基本問題、如何共同維護東亞地區的穩定與繁榮,以及構建國際基本秩序,這三個層面來思考。其中,最深層的問題是對構建國際秩序的認知問題,最表象也最直接的是如何處理雙邊關係中的一些敏感問題。

近代以來的中日關係的一大特點是極容易受國際大格局變化的影響。因為世界的近現代史是由西方國家主導的,中日作為亞洲國家在近代的應變中出現了不同的情況,戰後的現代進程中又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是,日本在戰後成為了美國戰略的附庸。這種狀況到冷戰後也沒有改變,到安倍時代反而在更深的層面得到了強化。前幾年中日關係的困境,主要原因在於日本試圖藉助美國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通過獲取戰略優勢地位的方式來處理中日雙邊關係中存在的問題。而如今,安倍政府政策的調整,主要原因在於特朗普政府在打壓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還用強權的方式從盟友手中攫取利益。這意味著,安倍也隨時有可能在與美國達成利益交換後,重回聯合美國抑制中國的老路。

因此,中日在雙邊層面,目前仍然是如何確保雙方能堅持恪守和遵循中日間四個政治文件,而後是如何建設性地管控分歧,擴大共同利益,並通過加強交流與合作,“確認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在此基礎上,中日應攜手推動地區合作,鞏固雙邊關係的環境基礎。

當然,要在更深的層面鞏固和發展中日關係,需要日本對當今世界的變局有清醒的認識。要知道中美之爭的本質,是未來世界是要建立一個平等合作的共贏秩序,還是建立霸權統治下少數國家得利的金字塔體系的問題。日本作為發達國家,在短期內依然可以依賴美國的淫威而繼續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居於政治上的優勢地位。但這種局面顯然是不可能永久持續下去的。所以,要使中日關係獲得可持續的發展,日本需要逐步從依靠美國牟利的模式,轉向與中國共同探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上。

(作者:時永明 資深國際問題專家、《北京週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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