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1877—1966），祖籍浙江。民國初年高級官員，新交通系首領。幼年入私塾，後去漢陽鐵路學堂讀書，後留學日本。五四運動時期，被指為賣國賊，住宅慘遭燒燬。抗日戰爭時期，曹汝霖不與日本人合作，拒絕擔任偽政府總理大臣一職，後被動掛上偽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等虛銜，但並未給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節。
曹汝霖故居位於和平區山西路108號，是尚未核定公佈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
故居佔地兩畝，是由著名設計師沈理源設計的三層磚木結構紅磚小洋樓，帶地下室，羅馬式雕刻雕塑很多。樓道及樓內各屋頂均有石膏雕飾、護牆板，門窗均有精細的木雕裝飾。進得主樓，樓道的左側有一個梳妝檯，中間是玻璃磚的鏡子，其兩側是衣架。樓道的正前方擺設一大座鐘，還有一個一尺多高手持花燈的披大衣銅人像。一樓是餐廳、會客廳和小舞廳。二、三樓是臥室、書房等私人空間。曹宅有前後院，前院有傳達室、佛堂、車庫、廚房等，為平房。曹汝霖被免職後，居住在此。唐山大地震後進行了修復加固，紅磚樓加了圈樑，塗了洋灰面，樓內房間裝飾保護得比較好。
1900年曹汝霖赴日本留學，歸國後被袁世凱指派為第一屆參議院議員。1904年8月任外交部次長。1915年1月參與同日本公使談判“二十一條”，也是後來曹宅被焚燒的原因。
曹汝霖被定義為賣國賊的淵源之一，可以追溯到1905年。這年的11月17日，中日兩國全權大使奕劻、小村壽太郎等在北京就東三省條約事宜展開談判，袁世凱作為中方代表之一參與其中，而“日本通”曹汝霖是作為袁世凱助手身份出現的。這次談判簽訂的《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和《附約》，其實就是將日本已暗自侵吞的利益細化與公開化。
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曹汝霖便從顧問變成了外交部次長。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交了當時稱為賣國的“二十一條”。曹汝霖在回憶錄《一生之回憶》中對這段歷史記述道：“此次會議，我與陸子興（章宗祥別號）總長，殫精竭力，謀定後動……日本提之二十一條，議結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辱國條件，終於拒絕而撤回。會議結果，雖不能自滿，然我與陸總長已盡最大努力矣。”1915年5月9日，將“二十一條”親送日本公使館時，曹汝霖也是“餘心感淒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隨著五四運動的發展，1919年6月，曹汝霖和章宗祥、陸宗輿被免職。
他經“五四運動”的風波，受刺激很深，發誓不再過問政治，願做在野之民。後來，曹避到天津居住。他每以宋人戴復古《飲中達觀》表述自己今後的志向，其詩云：“人生安分即逍遙，莫問明時嘆不遭。赫赫幾時還寂寂，閒閒到底勝勞勞。一心水靜唯平好，萬事如棋不著高。王榭功名有遺恨，爭做劉阮醉陶陶。”看來，曹汝霖是將安分守己視為座右銘的。曹汝霖此後轉入實業界，仍任交通銀行總經理，中國通商銀行總經理，天河煤礦公司總經理，中國實業銀行總經理，井陘、正豐煤礦公司董事長。儘管如此，曹汝霖的心情並不算好。因為他儘管當寓公，深居簡出，但人們並沒有忘記和原諒他。他的兒子在南開讀書，卻沒有一個同學肯與他同坐，這位曹公子只好坐獨桌。課間、放學，也沒有一個同學理睬他。這種情況，曹汝霖不會不知道，其內心痛苦可想而知。
這座佔地兩畝的宅邸，可謂是曹汝霖半世清明半世霜的人生寫照，盛滿了曹汝霖的喜怒哀樂。在這裡，他找到了後半生相濡以沫的神仙伴侶郭靜真，陪伴了慈母最後的時光；在這裡，有顯貴與精英的高談闊論、揮斥方遒，也有淪陷後與敵酋梅津美治郎、岡村寧次的虛與委蛇、交易周章；在這裡，他利用與敵酋的關係收留了被日軍驅趕的協和醫院醫生，保釋了被日軍憲兵隊逮捕的輔仁大學教授和愛國學生。
抗戰軍興，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不願在日偽政權任職，不在自己被國人唾棄的歷史上再加上賣國罪孽。據說日軍在籌組華北偽政權時，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選，但曹汝霖不為所動。後來，王克敏曾給他掛上“最高顧問”的虛銜，王揖唐出任偽華北政委會“委員長”時，又給曹汝霖掛了個“諮詢委員”的空銜，但曹汝霖從不到職視事，也未參與漢奸賣國活動。曹汝霖晚年在憶及五四運動時說：“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1966年8月，曹汝霖逝世於美國底特律。
“晚節挽回前譽之失”，曹汝霖也算是做到了問心無愧
圖片來源|北方網、新浪博客@鯤海鵬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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