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展示明代白銀貨幣化最典型的小說，是中國古典小說中蘊含經濟內容最為豐富的一部著作。《金瓶梅》蘊含的經濟內容，在“不經意的敘事”中透視著明代經濟生活細節，涉及到了許多明代經濟史上的重大問題。
《金瓶梅》在描寫明代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白銀交換的細節，從日常的吃喝穿戴、喪葬嫁娶、打卦做壽等，到社會經濟結構信息的披露。它表現的貨幣交換，基本上是以銀為主，而且交換總額高達18萬兩。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正一品官全年的收入，大約是730多兩白銀。正九品官全年的收入，大約是44.8兩白銀。相形之下，可見《金瓶梅》寫白銀使用額之巨大、使用面之普遍、使用人之眾多，在當時的民間社會是很典型的現象。
但是，明代有關典章制度的記載中，惟見“鈔法”和“錢法”，不見白銀。這說明白銀在明朝的中晚期之前不是法定的貨幣，也就沒有制度可言。白銀在明朝的貨幣化進程，在歷史上是一個不同尋常的現象。這就是白銀的周流始於明代的中後期，民間交易惟用白銀的強勢造成白銀貨幣化的結果。這種不尋常的現象造成典籍的記載與歷史的現實是不一致的，因白銀崛起於民間，典籍記述缺失，所以明代小說、筆記不經意的描寫，便給我們留下一筆寶貴的原生態的素材。
《金瓶梅》展示明代白銀的使用和周流最典型的特徵，是田賦貨幣化、徭役貨幣化、鹽課貨幣化、關稅貨幣化這些“國計”層面的大事。而表現“國計”層面的白銀貨幣化，恰恰是其他中國古典小說與《金瓶梅》不可比擬之處。
1、
民間大量白銀的交換，必然催生初期的金融機構的開設，進行兌換和借貸。“銀行”這個字眼在《金瓶梅》裡的內涵，卻不是金融機構，指的是製造銀器的行業：“我便投在城內顧銀鋪，學會了此銀行手藝。”而《金瓶梅》寫的最早的銀行，當時卻叫“錢鋪”。
“那時朝廷運河初開，臨清設二閘，以節水利。不拘官民，船到閘上，都來廟裡或求神福，或來祭願，或討卦與答，或做好事。也有佈施錢米的，也有饋送香油紙燭的，也有留松篙蘆蓆的。這任道士將常署裡多餘錢糧，都令手下徒弟，在碼頭上開設錢米鋪，賣將銀子來，積攢私囊。”
錢米鋪，又稱錢鋪。《金瓶梅》妓女馮三寶對陳經濟說：“昨日聽見陳三兒說，你在這裡開錢鋪，要見你一見。不期你今日在此樓上吃酒，會見一面，可不想殺我也。”《金瓶梅》寫的錢鋪最基本的金融功能則是兌換。當人們拿著散碎的銀子進行交易時，既要稱其重量，又要看其成色，然後才能定出其實際的貨幣價值。
於是自然就形成社會專門從事銀錢兌換的機構，先是經營小規模銀錢的兌換攤子，如“錢桌”“錢攤”。繼而，有了固定的門面和字號。如“錢店”“錢鋪”。此外還有“錢肆”、“錢莊”等稱謂。這在描寫明代社會生活其他小說中也有披露：《醒世姻緣》第11回:“又想起那一日在錢莊上換錢，晃住正在那錢莊上換金子。”
貨幣化進程中典當行業也具有了金融借貸的性質。《金瓶梅》第20回寫西門慶在騙娶李瓶兒得到一筆橫財之後，他首先想打開門面兩間，開當鋪，賺錢的路子更野了。當鋪主要是接當，同時也放款。西門慶經常以借貸，獲取暴利。《大明律》規定：“凡私放錢債及典當財物，每月收利並不得超過三分，年月雖多，不過一本一利。”第19回西門慶唆使幾個潑皮暴打蔣竹山一頓，迫使他立下借據：
“立借契人蔣文蕙，系本縣醫生，為因妻喪，無錢發送，憑保人張勝，借到魯名下白銀三十兩，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約至次年，本利交還，如有欠少時，家中值錢物件折準。恐後無憑，立此借契為照者。”
雖然這張借據是虛的，但它反映了明代中晚期私人借貸的基本形式，從借據的形式及以產抵債的內容來看，一是“借貸”與“典當”不同，“典當”是“俗以衣物質錢謂之當”，以物易銀；而“借貸”是白銀直接交易，只是到了還不了的地步，才不得不以產抵債。
二是“借貸”說明貨幣財富不再完全採取窖藏的方式，而是採取錢生錢方式積累財富，將靠經營賺來的錢重新投入到金融經營中去。第49回寫曾巡按在給皇帝的表章中，提到“天下之財，貴於通流”。可見當時對貨幣的流通職能有了充分的認識。西門慶就說錢“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怎肯埋沒在一處”。第7回，孟玉樓也說：“世上錢財倘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這可以說是對資本以錢生錢本質的認識。
三是“借貸”表明貨幣財富向高利貸資本的轉化。西門慶幾次放款給李三和黃四，都是“每月五分行利”。西門慶一直到死，都很看重這行當。臨終交代吳月娘與陳經濟守著當鋪和生藥鋪過日子。
2、
隨著一條鞭法的實行，明後期逐漸田賦貨幣化、徭役貨幣化、鹽課貨幣化、關稅貨幣化，但是官方文獻，田賦始終是以實物糧食的“石”為單位計算，而不稱銀兩，這會形成當時賦稅徵收仍然以實物為主的假象。而《金瓶梅》在這方面給我們提供了許多真實而可靠的歷史原生態的資料。
明代中後期白銀貨幣化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以江南經濟區為中心的各區域間商品貿易的新型格局，形成了南北方跨區域的商品流通，而且是以民生用品為主的定向性趨勢。鈔關稅收急劇上升。
明代的稅收機構——鈔關，設在了運河和長江這兩條國內最重要的商道要衝之處，主要有臨清、河西務、淮安、揚州、蘇州、杭州、九江七座。弘治八年稅收折銀7萬兩。一百年後，天啟元年稅收折銀34.1萬兩。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東南沿海發達的棉布和絲綢等手工業，棉布則主要出自松江、嘉定、常熟三地；南運的棉花，主要產自河南、山東。《金瓶梅》第67回描寫西門慶“因問:‘兩邊鋪子裡賣下多少銀兩?’韓道國說:‘共湊六千餘兩。’西門慶道:‘兌二千兩一包，著崔本往湖州買綢子去，那四千兩，你與來保往松江販布，過年趕頭水船來。”第81回描寫:“不想那時河南、山東大旱，赤地千里，田桑荒蕪不收，棉花布價一時踴貴，每匹布帛加三利息。各處鄉販，都打著銀兩，遠接在臨清一帶碼頭，迎著客貨而買。韓道國便與來保商議:‘船上布貨約四千餘兩，現今加三利息，不如且賣一半，便宜鈔關納稅。”商品貿易繁榮，成為臨清鈔關稅收上升的重要因素。
《金瓶梅》寫西門慶為了賺取更多的錢財還採取與官吏勾結的方式偷稅漏稅。第58、59兩回，西門慶的夥計韓道國從杭州買了一萬兩銀子的緞絹貨物，到臨清鈔關需要上稅，西門慶派人給鈔關的錢老爹送去了五十兩銀子，讓他“過稅時青目一二”。結果韓道國回來說:“全是錢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緞箱，兩箱並作一箱，三停只報了兩停。都當茶葉、馬牙香櫃上稅過去了。通共十大車貨，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鈔銀子。”
《明史·食貨志》記載:如果按明政府“凡商稅三十取一”的規定，西門慶一萬兩銀子的貨物，至少應交納三百三十餘兩稅銀，而他卻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除去送禮用去的五十兩，一次就少交稅二百餘兩。偷稅漏稅並不奇怪，重要的是反映了當時上下求銀，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念，金錢至上，變成赤裸裸的金錢關係。
鹽課稅收是朝廷財政的重要收入，據萬曆年間戶部尚書“李汝華奏疏，萬曆時期鹽課銀收入240萬兩，佔朝廷年收入銀400萬兩的60%”。食鹽是專賣制度，嚴禁私鹽販賣，也不準宗室皇親進行商業活動。
所謂“鹽引”，就是由鹽政衙門按分區界限發給鹽商運輸、出售官鹽的憑證。成、弘以後，“朝野率皆用銀”，市場上大大小小買賣都以白銀計算。鹽課開始由實物向貨幣化轉化，官府的鹽引、茶引成為具有潛在經濟價值的有價證券流通社會，可以買賣、轉讓，反映了貨幣化的擴大和發展。
鹽引這種信用票據，在專賣壟斷下，造成本身就是金錢的象徵，由於利潤很大，所以競爭專賣權十分激烈。上至王府、權貴、太監，下至奸商，無不鑽營，相互勾結，就成為明代宗室和官僚的商業活動和特權，獲得鹽引之利。
《金瓶梅》第48回寫西門慶勾結官僚獲鹽引專賣權。西門慶派來保到東京行賄“曾御使參劾提刑官”一事，卻帶回來一個信息，“戶部侍郎韓爹題準事例：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鹽，各府州郡縣設立義倉，官巢糧米。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上米，討倉鈔，派給鹽引支鹽。”來保對西門慶說：“咱舊時和喬親家爹高陽關上納的那三萬糧倉鈔，派三萬鹽引，戶部坐派。倒好趁著蔡老爹巡鹽，下場支種了罷，倒有好些利息。”
揚州是明清時代兩淮巡鹽御史衙門所在地，當時蔡御史被任命為兩淮巡鹽。西門慶得到消息後，立刻張羅，一送厚禮；二用美女，打通了兩淮巡鹽蔡御史的關節，在宴請時提出對所支三萬鹽引“青目青目，早些支放”的請求。蔡御史曾受過西門慶的恩惠，眼下又得到盛情款待，自然一口答應:“我到揚州，你等徑來察院見我。我比別的商人早掣取你鹽一個月。”第51回西門慶打發三個人帶上一千兩銀子到揚州買鹽。因提前一個月將所支之鹽投放市場，而大獲其利。
第78回，西門慶通過攬頭李三得到東平府為國家收購兩萬兩銀子古器的消息後，便打算獨攬這筆生意。李三馬上建議說:“自古兵貴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飯。誠恐遲了，行到府裡吃別的家乾的去了。”應伯爵也附和說:“事要早幹，高才疾足者先得之!”
3、
國家田賦役賦徵收的貨幣化，最重要反映在明代兩大社會問題上，即北方馬政和南方槽糧。這兩方面在《金瓶梅》中都有所披露，雖然文字不多，但價值很大。
《明史》卷九十二《兵志·馬政》“成化二年，以南土不產馬，改徵銀。四年，始建太僕寺常盈庫，貯備用馬價。……太僕寺之有銀也自成化始，然止三萬餘兩。”專門儲藏馬價銀，標誌著賦役合一，計馬徵銀已成趨勢。明代的馬政制度存在了二百多年，大規模的民養官馬的賦役制度的衰敗。張居正為相時，太僕寺儲銀已達400餘萬兩。這一制度改變的貨幣化動態過程，對當時社會和人們的思想觀念影響是巨大的，也與人們價值觀念的變化是同步進行的。
《金瓶梅》中孟玉樓是商人的妻子，丈夫死後，主動改嫁給西門慶。她的好惡、情趣和追求，都不同於傳統觀念，舊的價值觀念在她的心裡失去了意義，舊的道德標準在她的眼裡蒼白無力。第7回，饒有家財的孟玉樓在改嫁時，不要“斯文詩禮人家，又有莊田地土”的尚舉人，卻認為西門慶“象個男子漢”，因此寧願選擇給西門慶做妾而不願給尚舉人做繼室。並據理相爭:“常言道:‘世上錢財倘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緊著起來，朝廷爺一時沒錢使，還問太僕寺借馬價銀子支來使。休說買賣的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裡?”這可以說隨著白銀貨幣化，經濟因素滲透到人們社會生活之中，對資本以錢生錢本質的認識具有了新觀念。
《金瓶梅》對田賦貨幣化的敘事，是從耗羨之銀這個角度講起的，田賦貨幣化開啟了明清田賦徵收的弊端，出現的副產品便是官吏追逐“耗羨之銀”。隨著朝廷田賦貨幣化、徭役貨幣化、鹽課貨幣化、關稅貨幣化，官府收繳上來的散碎銀子，需要熔鑄成整塊的銀錠時，“火耗”有損；或者由於銀子的成色不一，“火耗”也有損。於是在徵收正稅之外，還要以彌補損耗為名，加徵附加稅，稱為“耗羨”、“羨餘”，就成為影響明清兩代賦稅徵收上的一種陋規和管理上的漏洞，為官員假公濟私、中飽私囊留下可趁之機。
《金瓶梅》第78回寫吳大舅以指揮金事，見任管屯。西門慶與吳大舅對話，談到屯田徵稅，可獲得“羨餘之利”:
西門慶道:“通共約有多少屯田?”吳大舅道:“這屯田，不滿姐夫說……而今這濟州管內，除了拋荒葦場港隘，通共二萬七千畝屯地。每頃秋稅、夏稅，只徵收一兩八錢，不上五百兩銀子。到年終才傾齊了，往東平府交納，轉行招商，以備軍糧馬草作用。”西門慶又問:“還有羨餘之利?”吳大舅道:“雖故還有些拋零人戶不在 冊者，鄉民頑滑，若十分進徵緊了，等秤斛鬥重，恐聲口致起公論。”西門慶道:“若是有些甫餘兒也罷，難道說全徵?若徵收些出來，斛鬥等秤上也夠咱們上下攪給。”吳大舅道:“不滿姐夫說，若會管此屯，現一年也有百十兩銀子尋。到年終，人戶們還有些雞鵝豚米，面見相送。那個是個人取覓，不在數內的。”
從這段話的意思可知，吳大舅管的是民屯。募鄉民耕種，秋夏交納稅糧，當時管理屯田的官員和土豪相勾結，對墾種屯田的鄉民剋扣斤兩。也就是除了羨餘是隨著屯田畝數的多少而徵收的而外，還要看管理者是否會從中聚斂。就吳大舅而言，每年至少可獲得“羨餘之利”百十兩銀子。
綜上，《金瓶梅》的典型性就在於，小說情節大量描寫白銀的使用不單純是貨幣交換，而重要的是白銀貨幣化在整個社會全面鋪開形態的自然顯現。明代正處於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時期，社會變遷表現在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諸方面，而以白銀貨幣化為主線完成了這一啟動。這一切都可以從《金瓶梅》這裡找到原生態的材料。
感謝 鄭鐵生 先生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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