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的教訓和俄國蘇維埃的成功經驗，使毛澤東和其他根據地創始人清醒地認識到，革命要想成功，必須一手抓槍桿子，一手抓錢袋子。
一手抓槍桿子，一手抓錢袋子
革命離不開錢，沒有錢，革命寸步難行。後來的中國共產黨也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親身體會到錢對革命，特別是對獨立自主的革命的極端重要性。
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大多是青年，一般沒有固定的職業和收入來源，而要在短時間內建立一個全國性有影響力的政黨，缺乏經費是萬萬不能的。在建黨初期，主要經費來源僅僅是靠陳獨秀、李大釗等少數知識分子教書、寫文章掙來的稿費和其他一些人的捐獻來維持，這顯然絕非長久之計。因此，經費問題成為建黨中的一個大問題，最後只能依靠共產國際的援助，才完成了中國共產黨建黨的各項工作。
最初，陳獨秀，一介書生，意氣十足，堅持中共要獨立自主，不能受制於人，不願意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而聽命於人。他多次拒絕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表示，以致“一大”以後，中共中央每月兩三百元的經費都難以籌措。
1921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租界被捕，面臨七八年的牢獄之災。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花了很多錢，費盡周折，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關節，並請了著名的法國律師出庭辯護，才順利地將陳獨秀營救出獄。回想連從監獄裡自救的錢都拿不出，還怎麼獨立於人，陳獨秀感慨地說：“現在的統治者們既這樣無情地壓迫我們，我們只有和共產國際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不必再有疑慮。”即便如此，陳獨秀也不完全同意中共成為共產國際的附庸，他僅僅同意黨的各部門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向共產國際申請經費。這樣，黨的工作才得以迅速開展。
陳獨秀之後，另一個想獨立自主、大幹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蔣馮閻大戰，李立三認為國民黨的統治正在崩潰，中國革命必將發展為全世界最後的階級決戰，於是要求“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在這一暴動藍圖中，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全力配合中國革命，共產國際只是執行這一計劃的配角。
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出發點和歸宿從來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的利益為核心，他們要在中國尋找到能夠與蘇聯結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國主義壓力，保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安全。1920年4月，維經斯基來華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政治局給他指示的第一條，即“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採取一切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國革命。即給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提供巨大幫助，推動了北伐革命的有力發展，同樣也是出自蘇聯國家利益的需求。現在，突然間跳出個李立三，一口一個“暴動”，“指手劃腳”地要求“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從蒙古出來，援助中國，向敵人進攻”，要求蘇聯置自身安全於不顧，全力配合中國革命，真是令共產國際和蘇共驚訝得目瞪口呆了。
“國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進行了干預：停發中共中央的活動經費。這是中共自建黨以來所受到的最嚴厲制裁。被停發了經費的李立三，便只剩下臺一途。”
最後，深刻理解當時中國社會情況的毛澤東，找到獨立自主解決財源的方法，才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經濟基礎。
毛澤東的思路就是建立“紅色割據”。1928年，他提出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的問題。他指出：“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著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出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
後來，中國革命的實踐正是沿著這一思路才獲得了成功。
依靠紅色根據地，共產黨實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贏得了廣大農民對紅色政權的支持和擁護，農業生產蓬勃發展，為根據地的經濟獨立奠定了基礎。
巴黎公社的教訓和俄國蘇維埃的成功經驗，使毛澤東和其他根據地創始人清醒地認識到，革命要想成功，必須一手抓槍桿子，一手抓錢袋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伊始，新生的紅色政權就決定創立自己獨立的金融體系，創建蘇維埃共和國自己的中央銀行——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
國家銀行最重要的工作有三項：第一，統一貨幣；第二，統一財政和稅收；第三，支持蘇區的生產與貿易。
沒有統一的貨幣，就不可能建立可靠的財政稅收；沒有財政稅收，蘇區政權就不可能穩定，也不可能取得長期戰爭的勝利。同樣，統一的貨幣將有力地促進生產與貿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活躍蘇區經濟，增加政府的財政稅收，鞏固新生的蘇區政權。
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銀行——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
1931年11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民受命籌建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以下是國家銀行的5位創始人：
毛澤民，國家銀行行長。出身農民，4年私塾。工作經歷：小學庶務(管理日常經費和伙食)，安源煤礦工人俱樂部經濟股長，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總經？理，中共中央(上海)出版發行部經理，《漢口民國日報》總經理，閩粵贛軍區經濟部長。
曹菊如，國家銀行會計科科長。出身店員家庭，小學文化。工作經歷：在南洋當店員，閩西工農銀行會計科科長。
賴永烈，國家銀行業務科科長。工作經？歷：店員，紅軍戰士，永定縣農民銀行創始人。
莫均濤，國家銀行總務科科長。出身店員，12歲輟學做童工。工作經歷：漢口鑄造廠砂工，英資銀行信件傳遞員，紅軍戰士。
錢希均，國家銀行會計。出身農民，上海平民女校學習。工作經歷：中共中央出版部發行科科長、交通員。
這些人就是蘇區千挑萬選出來的跟銀行“沾過邊”的人，其中曹菊如和銀行的來往，僅僅是替老闆存款取款，而莫均濤在漢口的銀行當過藍領工人，甚至從來沒有點過錢。如果這5份簡歷擺在羅斯柴爾德或摩根面前，告訴他們這些人能管理好中央銀行，他們最好的反應也只能是嗤之以鼻。這5個人既沒有“常春藤”大學的學歷，也沒有華爾街的工作經歷，甚至連當時上海外灘銀行的保安都不一定當得上。
如果說他們能辦好農村合作社，有人或許相信。辦中央銀行，跟羅斯柴爾德或摩根平起平坐？那是天大的笑話！無論是人力、物力還是財力，和一般人想象的中央銀行都相差十萬八千里！
而當時擺在這5位面前的任務，是要建立一套獨立的中央銀行體系，這簡直比登天還難！
想想擺在他們面前的難題有多少吧：
銀行的啟動資本如何獲得？
貨幣以什麼為本位？
紙幣發行的準備金是多少？
如何建立貨幣信用？
如何在蘇區統一貨幣？
銀行的金庫建在哪裡，如何保密？
金庫賬目如何記錄？
紙幣如何發行？來設計圖案？印刷紙張和油墨從哪裡來？ 紙幣如何防偽？
銀元如何發行？是獨立設計還是仿製？
如何開展貸款、匯票貼現等業務？
無窮無盡的問題鋪天蓋地而來，想想都發愁！
但正是這“五虎上將”，在瑞金城外6裡葉坪村一幢普通的農家小屋裡，幾張桌子、幾把算盤一擺，開始了國家銀行從無到有的艱難創業，奠定了今天中國銀行系統的基礎！
建行之初，國家銀行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沒有啟動資金，其財政來源主要是戰爭中繳獲的物資。每逢紅軍有重大作戰行動，國家銀行都會組織沒收徵集委員會，隨部隊到前方籌糧籌款。
1932年，毛澤東指揮的漳州戰役大捷後，毛澤民也隨軍來到漳州。他走街串鋪，找商人們談話，宣傳紅軍的政策，希望商人們與紅軍保持經常的貿易聯繫，互通有無。同時，國家銀行在漳州城頒佈了有關沒收和徵集的佈告，紅軍不沒收商店，但可以接受商店老闆捐款。這一政策受到漳州大小商戶的擁護，紛紛捐款。這次出征，紅軍不僅得到大批軍用物資，還籌得105萬大洋，國家銀行的資金有著落了！
為了將在漳州籌集來的部分資金儲存起來，國家銀行決定建立一個秘密金庫，他們在臨近瑞金的石城縣爛泥壟村找到了一個靠山的房子，緊靠房後的山坡上開有一個地窖，這個地窖空間不太大，但是十分乾燥。而且在地窖前的這座房子，既可以掩護，又可以派人看守。國家銀行將秘密金庫選在此處。
為了保密，存庫那天沒有使用國家銀行的工作人員。要放入秘密金庫的黃金(金條、金器、金飾等)由部隊的戰士提前用麻布包裹好，放在5個挑擔裡。另有20擔的銀元和銀元寶也提前包裹好。還有3個擔子的珠寶和2個擔子的紙幣(外幣和國民黨的法幣)。這30擔“寶貝”由一個排的戰士輪流挑到離那間房子還有一里路的山下停住，然後放出警戒。到了晚上，再由另一個排的戰士將這30個擔子趁著夜色挑進房子內，再存到房後的地窖裡。為了防火，這30個擔子都用事前準備好的石板蓋起來。當這些“寶貝”清點打包時，毛澤民都親自過目。放置到地窖後，毛澤民也親自視察。他們將30個擔子的東西造好清冊，一共兩份，一份由毛澤民親自保管。為了保密，清冊上寫的是黃酒若干，白酒若干。黃酒代表黃金，白酒代表白銀。那些擔子放好後，由戰士們用石塊將地窖口堵死，外面做好偽裝。第二天，參與貯存的紅軍戰士全部撤離，另外換了一些戰士在地窖前的房內守衛。
在保密工作中，毛澤民首先不讓國家銀行的人沾邊，然後又組織了4批戰士來運送，每一批人只掌握一部分信息。包裹金銀的不知道儲藏何處，負責運輸的不知道終點在哪裡，儲藏包裹的不知道里面是什麼，最後警衛的更是毫無線索。不僅如此，毛澤民在清冊上還以黃酒白酒來掩飾，真可謂思慮周詳。“後來的實踐證明，這一決策十分高明。在後來紅軍被迫撤離中央蘇區進行長征時，當初儲備的這部分資金髮揮了極大的作用。”
在啟動銀行代理金庫業務時，大家不知如何著手記賬。一次，前線部隊送來一批繳獲的現洋，經？手人員發現，現洋的包封紙竟然是國民黨稅務機關的四聯單。仔細查閱後，毛澤民和曹菊如欣喜若狂，如獲至寶。他們對四聯單認真分析、研究，從中得到啟發，對金庫的制度和流程進行改進，終於制定出了銀行金庫管理方法。這樣，金庫資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國家金庫)、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應的記錄，保證了財務制度的嚴謹，有效地杜絕了各級政府和軍隊中的貪汙浪費。
從四聯單得到啟發，國家銀行立刻發出通知，要求紅軍各級政治部、供給部，注意收集有關財政、銀行、企業等管理知識方面的書籍、文件、賬簿、單據、報表等實物，以作參考，哪怕是片紙隻字，都不要輕易丟掉。
隨著各種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國家銀行逐步運轉起來。
紅色貨幣的誕生
接下來是籌備國家銀行的特權業務，發行中央蘇區統一的貨幣。
中央革命根據地處於經濟落後的農村，尚無工業，只有分散的個體農業和少數的小手工業。頻繁的戰爭，加上國民黨日益強化的經？濟封鎖，要保證財政收支平衡極其困難。根據地建立之初，各式各樣的雜鈔劣幣充斥市場。劣幣驅逐良幣，使得銀元甚少流通。
蘇維埃國家銀行成立之前，根據地流通的貨幣有：江？西工農銀行的銅？元券，閩西工農銀行的銀元券，還有光洋和國民黨的紙幣，甚至有清朝時期的銅？板。人們購買物品，抓一把各式各樣的票子出來，有時連賬也算不清。不僅老百姓頭疼，商家也是不勝其煩。
有些紅軍戰士思想單純，認為革命戰士不用國民黨的鈔票，有時在戰場上繳獲了國民黨現鈔，就放火焚燒，甚至不知道這些鈔票在國民黨統治區可以買到許多蘇區奇缺的物資，比如食鹽、大米等。當時，國民黨的法幣、軍閥和土豪劣紳發行的雜幣，同時在蘇區流通，無疑給國民黨提供了破壞蘇區金融市場的機會。
國家銀行成立後，統一蘇區的貨幣就成為了頭等大事。
要發行貨幣，第一個難題就是，找來設計和繪製紙幣的圖案呢？
有人推薦了黃亞光。他曾留學日本，不僅寫得一手好字，還會。一番打聽後喜憂參半，喜的是黃亞光確實有繪才能，憂的是他在席捲閩西的“肅社黨”的運動中，被定為社會民主黨分子關進監獄。毛澤民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考慮再三，決定冒著犯錯誤的風險刀下救人，親自批准讓黃亞光戴罪立功。
當時蘇區正受到國民黨嚴厲的經濟封鎖，工作條件很差，黃亞光連繪圖用的筆和圓規都沒有，加上自己又無設計貨幣的經驗，可謂困難重重。毛澤民從上海秘密買來繪圖筆、圓規、油墨和銅板等，黃亞光僅憑著對所用過的一些鈔票的記憶，開始了貨幣圖案的設計工作。
在設計貨幣圖案過程中，毛澤東要求蘇維埃政府貨幣的設計，一定要體現工農政權的特徵。因此黃亞光在設計貨幣時，都繪有刀、錘子、地圖、五角星等圖案，並把這些圖案有機地組合起來，給人以既美觀大方，又突出共產黨領導下的根據地貨幣的特點。他原想在紙幣上繪製毛澤東頭像，被毛澤東拒絕，後來改為列寧頭像。黃亞光臨摹紅色書刊上的列寧頭像，代表蘇區人民在馬克思列寧思想指導下改天換地的新氣象。
紙幣的發行，還要解決紙張和油墨的問題。由於國民黨對蘇區的封鎖，印製原料稀缺。在去上海、香港影制鈔版、購置印製材料未果之後，國家銀行只能暫時一邊用白布印刷，一邊自己動手造紙。沒有造紙原料，大家撿些爛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剝樹皮，收集鞋底、繩頭。於是，人們常常在村頭街口看到這支國家銀行的“撿破爛”隊伍。撿回來的東西全部砸碎後，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後搗成紙漿用於造紙。
後來聽老鄉說，用附近山上一種老樹皮造出來的茶葉包裝紙，既耐磨又堅韌，國家銀行的人馬立刻上山採集。最初造出來的紙不甚理想，韌性不好，又厚又黃，後來加入膠水和細棉花來增加韌性和潔白度，才終於造出了適合印刷鈔票的紙。
從白區購買油墨也是歷盡艱辛。從贛州購買的油墨在回來的路上被國民黨沒收。一位錢莊老闆建議用傳統的松煙法造墨，把松樹的松膏燒成煙油，然後摻些桐油即可。一試之下，果然效果不錯，這樣油墨的問題迎刃而解了。
在克服了資金、設計、印刷鈔票等種種問題後，蘇維埃國家銀行在1932年7月7日，即國家銀行成立僅5個月後，印製出第一批蘇區紙幣。貨幣是以銀元為本位，紙幣為銀幣券，1元銀幣券兌換1銀元，銀幣券為國幣。有了統一的貨幣，國家銀行會同蘇區財政部門宣佈，一切交易和納稅均按國幣計算，國民黨的紙幣禁止流通，原蘇區銀行發行的貨幣按比例限期收回，不再使用。
國家銀行除了發行紙幣外，還發行了銀幣和銅幣。當時國家銀行中央造幣廠還鑄造了可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內外流通的“袁大頭”、“孫小頭”及墨西哥“鷹洋”等3種銀幣。國家銀行貨幣的發行與流通，逐步回收了各種雜幣，使中央蘇區的貨幣實現了統一。
為了控制紙幣的發行量，蘇維埃國家銀行《暫行章程》第十條規定：“發行紙幣，至少須有十分之三之現金，或貴重金屬，或外國貨幣為現金準備，其餘應以易於變售之貨物或短期匯票，或他種證券為保證準備。”這樣就保證了貨幣有足夠的現金作抵押，又能充分實現貨幣的有效擴張。
國家銀行發行第一套紙幣時，由於條件限制，在製造技術與防偽技術上都是空白，為了能夠做到最大限度的防偽，毛澤民採用在紙幣上加簽他同財政部長鄧子恢的俄文簽名的辦法。但這個方法非常容易被模仿。隨著貨幣的流通，國民黨與軍閥開始進行各種破壞活動，輸入了大量的假幣，對蘇區金融秩序進行破壞。
為了解決防偽問題，毛澤民苦思冥想，始終找不到解決的好辦法。一天晚上，他聞到妻子織毛衣時，用火燒毛線頭所發出的臭味，於是突發奇想，在造紙時將一定量的毛線放到紙張中，這樣既可以透視紙幣鑑別，又可以撕開或火燒紙幣，通過嗅一種羊毛的臭味，來辨別出真正的蘇區貨幣，這樣就解決了防偽問題，保證了蘇區貨幣的正常流通。
到1932年底，蘇維埃國家銀行印製、發行銀幣券65萬元，而準備金達到39萬元，準備金佔發行總額的60%，是章程所規定比率的2倍。
紙幣在蘇區順利流通，一舉肅清了昔日貨幣市場的混亂。
就這樣，國家銀行的創建者經過了無數的風風雨雨，憑著堅定的信念和頑強的意志，充分發揮了聰明才智，牢牢地抓住了錢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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